朝廷对于被征服地区的治理手段更加温和，是因为汉军已经占据了武力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和的文教就被朝廷重视了起来。
前次出使大理国的汪藻又被王伦派去了大越李朝，名义上是安抚藩属国，不过王伦交代给汪藻的任务，还是去搞事情的。
李朝如今的政局，是新的国主幼小不能视事，需要外戚当权，然而当权的外戚却不是李阳焕的王后黎氏，而是李乾德的王后杜氏家族。
王伦觉得这是中原王朝的机会，因为现任李朝国主李天祚，要受祖母的弟弟、母亲家族的双重外戚掌权，这其中若不产生各种矛盾那才是见了鬼。
所以中原王朝是有机会，如同策反高丽王国上层贵族一样，策反李朝贵族发动政变，从而内附中原的。
这需要朝廷对李朝有更多的了解，了解李朝内部各政治派系的矛盾，从而加以利用。
汪藻很开心，他觉得“颠覆”大理国自己有功劳，若是能够再“颠覆”一国，那就当真是注定了青史留名啊！
王伦给他的名头，是前往李朝就诸多贸易问题展开谈判，比如李朝向朝廷售卖一批大木料用以建设洛阳新宫殿，比如与李朝和占婆国就粮食贸易展开新的谈判，同时朝廷打算在占婆国继续租借一块地修建港口。
中原的船队随着这些年李俊对南海的梳理，向西勉强越过了通夷水道，王伦的最终要求，是沿着东南亚，通过马六甲海峡，沿途不断租借土地修建港口，至少要在印度洋北部有四到六个大型港口，从而完成殖民印度的提前布局。
这样一来，在完成了对云南行省的初步消化、完成对李朝的吞并、内附为交趾行省后，朝廷对东南亚的开拓，就可以水陆并进，两条腿走路了。
这就是新汉版本的“一带一路”，或许还需要长达数百年的时间来最终实现，但所有的事情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王伦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一步踏踏实实地迈出去。
前宋内敛的国策，到了新汉迅速被修转为外向，沿海诸行省受益的同时，也引发了思想界的大讨论。
前宋时期就一直存在着新旧党争，哪怕赵佶时代搞什么“党人名单”，总体而言是新党占据优势的。
王伦上台后，推行的诸多改革政策，在新党看来，简直比王安石还要激进，民间本来存在着诸多既得利益团体的反对声音，但是当王伦的屠刀落下之后，反对的声音一下子就弱了。
任何时代总会存在着反对派，洪武开国十余年，前宋的旧党或者说旧派人士从未被彻底消灭。
关于这一点，王伦是认真研究过的，实际上新旧两党不过是路线之争，这种路线的不同也不能完全以对错是非来进行断定。
旧派反对过于积极的对外开拓，是因为他们坚持着儒家的理想主义，认为应当先行教化以汉人为主的百姓，只有当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的汉人百姓完成了礼仪教化之后，对外扩张才更为合适。
这个想法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却陷入了机械的教条主义，即认为社会应当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社会的发展是缓慢的，那么制度的跟进、教化的推广，就应该与这种缓慢发展以至于短时间内可以看作是停滞状态的社会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