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开始，儒、释、道三教合流就已经成为趋势，但新汉建立后，儒家自己不争气，佛教只想着怎么给信徒洗脑并且敛财，道教本有着向佛教发展的趋势，却在朝廷允许草原传教后又发生了诸多变化。
王伦觉得三教合流是一个正确的历史趋势，产生于印度地区的佛教，本意是要对抗婆罗门教，却不可避免地被婆罗门宗教体系影响，也有着强烈的轮回观。
但佛教在早期延续了印度人善辩经的优点，虽然在王伦看来，因明学就是他娘的毫无道理与逻辑的诡辩，但至少可以同名家相互融合，就可以弥补华夏文化中不善演讲和辩论的缺点。
当然不善演讲和辩论，在王伦本心中是算不得缺点的，孔夫子就曾说过“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汉人喜欢动手而不喜欢动嘴，这本身就是大优点嘛！
而且汉人聪明，做什么都能做到极致，就好比南朝齐、梁时期的着名思想家范缜，在永明七年接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挑战，与佛教徒展开大辩论，将一众佛教徒辩得无言以对。
范缜随后写下《神灭论》，十余年后梁武帝萧衍在天监六年又亲自下场，颁布《敕答臣下神灭论》，又写《与王公朝贵书》，号召贵族并佛教徒等与范缜展开大辩论，结果再次失败。
萧衍后来还主持了佛道大辩论，结果道士将僧侣们辩得哑口无言，身为皇帝不得不拉偏架，强行判佛教取胜。
到了唐朝高僧玄奘法师西行入印度求佛法，将佛教起源地的僧侣们辩得全无反驳，而且大乘、小乘一起取胜。
所以王伦一直瞧不上因明学，这种缺乏正常逻辑的辩论学问，偏偏又是婆罗门赢学的理论核心。
华夏哲学传统的逻辑，比如先秦时期的名家，大致遵守了一个形式逻辑，也就是从现象推导结果，通过论据得出论点，从而得出论证。
但因明学这种印度式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在因明学中，有宗、因、喻，宗即结果，也就是论证；因是归纳，也就是论点；喻则是举例，也就是论据。
假设以宗教信仰中的罪过论述，从华夏形式逻辑与因明学的不同思考方式，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
按照华夏形式逻辑的思考，其方式是这样的：
论点或者前提：无罪者上天堂，有罪者下地狱；
论据或者小前提：我平日积累善功，从不作恶，还信了宗教，遵守教义教诲；
论证或者结论：我就可以上天堂。
因明学的印度式逻辑则是这样的顺序：
宗：我上天堂了；
因：天堂本就有我的位置；
喻：隔壁那个刹帝利国王杀人无算，他也上天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