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笼络了高丽时代的高层贵族官员，将切实的利益惠及到高丽的底层百姓头上，剩余的中层贵族们，若是想要闹事造反，王伦还巴不得如此呢。
便是秦桧也期望这些不满意的人早些跳出来，需知在官僚体制内部，对于绝大多数从基层混上来的官吏而言，中层领导差不多就是人生顶头了，这些中层不清理掉，怎么让底层升上来，怎么让高丽百姓们看到希望？
秦桧也是研究过王伦那一套“阶级”的理论的，他尤其认可阶级划分的三角、或者说金字塔形状，就好比爬楼梯，中间若是挤满了人，下面的人还如何向上走？
可以说仅从这一点来看，吴用与秦桧的思路在从未互相交流过的情况下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将一个地区、一个势力内部进行划分，然后将攻击的手段都放在中间层。
在秦桧的指导下，在孙安丰富的斗争经验下，汉军在前高丽军队的配合下，在高丽底层百姓的配合下，便将矛头对准了在高丽乡村处于统治地位的那一小批人群。
秦桧其实是颇有些中原士大夫的骄傲的，他记得唐朝名相房玄龄曾经评价高句丽：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
所以到了开京松岳城后，看到低矮的城墙、脏乱差的街道集市、低矮的王宫，甚至还比不上连云港所在的东海县城，秦桧对高丽的鄙夷顿时达到了极点。
在秦桧心里，王伦的确可以称得上雄才大略，之所以用“可以称得上”，是因为秦桧觉得王伦是个合格的帝王，唯独对百姓太好了。
朝廷一应政策、法令制度，都是以维护最广大百姓利益的角度出发，于是在新朝为官为吏，要比前宋累的多，朝廷单每有新的政策，官吏们就得宣传到民间，百姓们若不理解，官吏们就得一遍又一遍地耐心解释。
圣人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朝历代都是这么做的，但王伦偏要重新解读，认为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不认可的事情，那就让他们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朝廷的目的何在，受益的群体是哪些人，从而让百姓们真正认可。
在秦桧以开京为中心开始推广均田时，颇有许多农奴、雇农、奴仆被高丽贵族、地主、乡绅们蛊惑，聚众闹事造反，让秦桧很是头疼。
但秦桧为官有一个好处，他善于迎逢，善于揣摩上意，既然皇帝陛下喜欢官员们如何做事，那么他就如何着来办。
于是在汉军的武力威慑下，在愿意配合的前高丽小官吏们的协助下，秦桧耐心地度过了上任后最艰难的一段时刻，随着均田令的不断强制推行，民心也渐渐归向了官府这边。
这让自诩为国朝精英的秦桧，对于做官也有了新的感悟。
至于孙安等将领，没有秦桧这样的文官这么多心思，朝廷制度，凡在朝鲜行省维护地方安定之缴获，参与诸将士可以分得其中四成。
朝鲜行省是个穷地方，但穷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对而言的，打破一家把持村寨的乡绅之家，就能分到钱财，积少成多，这也是一笔难得的收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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