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午时，道光帝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当日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城内紫禁城乾清宫停放。[2]宣宗逝世后，己未，咸丰帝即位，颁诏覃恩，以第二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锐意图治
年轻的咸丰帝即位，颇有振作之心。咸丰帝即位之后的主要措施一是清洗军机处，任用改革派官员革新弊政；二是大举提拔汉族士绅官僚，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从《清文宗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就罢免了道光朝的军机大臣穆彰阿。随后又罢免了主和派的耆英等。而且咸丰帝初年为了缓和与恭亲王奕欣的政治矛盾，任命其为军机大臣；但是不久罢免了奕欣的职务，巩固了皇权。
咸丰帝罢免了道光朝的主和派大臣之后，重新安排了军机大臣的人选。咸丰帝开始任用肃顺等改革派官员，对之前的政治局面实行整顿。肃顺掌权后，以铁腕的方式面对自乾隆末期以来的官场腐败，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严惩渎职失职，整肃官场政风。其果断处理“戊午科场案“，将一品大员柏葰处斩，使得清王朝此后几十年间官场风气，特别是自乾隆后期越演越烈的贪腐风气有了很大改观。咸丰帝即位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户部库房匮乏，于是清廷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发行大量钞票。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纾解财政，反倒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官商乘机勾结，“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将币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咸丰八年(1858年)底，肃顺改任户部尚书，决心整顿财政积弊。[3]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洲宗室数十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
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在两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先后攻取了汉阳、岳州、汉口、南京等南方重镇，威胁清朝中部腹地，于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南京。咸丰帝于三年(1853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他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由于太平军没有集中力量全力进行北伐以及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的“天京事变“使清廷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咸丰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勾结外国势力，合力扑灭太平天国运动。[10]
攘外失利
正在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之时，英、法等国再次染指中国。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廷提出修约等要求，遭到咸丰帝拒绝。故而导致英、法两国于咸丰六年(1856年)再次对清廷宣战，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攻占广州，但被击退。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以及英、法、美、俄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帝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劝诱，对英国则严词质问。谭廷襄奉旨行事，但是没有成功。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帝十分愤怒，但是不得不由批准。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5]咸丰帝见大沽口获胜，尽毁《天津条约》。而后，英法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
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六月，向大沽口进攻，咸丰帝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北塘，咸丰帝和战不定，痛失歼敌的良机。在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竟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大沽再次沦陷。八月一日，英法两国舰队又一次抵达天津外海。法国也派出舰船40余艘，陆军6700人，而僧格林沁部署在大沽的守军总共只有人。为了避免纠缠，联军干脆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岸。僧格林沁为保存实力，下令南岸守军撤往通州。次日，英国舰队安然驶入白河。[4]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之战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史称“庚申虏变“。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以“木兰秋狝“为名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欣留京议和。奕欣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5]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六日，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次日遭到抢劫之后被焚毁殆尽。
崩逝行宫
咸丰帝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后，时刻关注京师的消息。在英、法议和退兵之后，咸丰帝一度有回銮的打算，但是不久就打消了这一年头，最主要的是“亲递国书“一事尚未有着落，故而责成恭亲王奕欣尽快办理。此后咸丰帝又几次改变回銮的旨意。主要原因除了夷人的因素，还有咸丰帝逐渐喜欢上了热河行宫的生活。这一时期的咸丰帝尤其醉心于戏剧。北京宫内的升平署成批地被召到热河。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起，“烟波致爽“殿每三天就要演一出。自从咸丰帝到达承德之后，肃顺与咸丰帝的关系更为接近，随侍左右。此时咸丰帝身体逐渐变坏，肃顺为了保证咸丰帝去世后政治不会发生大的变动，极力劝说咸丰帝留在热河。恭亲王奕欣与文祥等人见咸丰帝迟迟不回北京，而且热河还不时传来皇帝病重的消息，十分紧张。他上奏去热河请安，企图直接与咸丰帝见面，以打破肃顺的封锁。奏折受到肃顺的阻扰，由此恭亲王与肃顺集团的矛盾激化。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咸丰帝下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6]。庙号文宗，谥号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其后葬于清东陵定陵。
咸丰帝病死之后，其生前安排的政治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其子载淳年幼，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力。她与慈安太后和奕欣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于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十月初一日(11月3日)，又接连发出上谕，授恭亲王奕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随后，慈禧太后等迅速捕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革职治罪，将载垣等人拟定的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慈禧太后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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