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开山祖师空相为名额一事四处奔走。金大定二年(1162年)，金世宗完颜雍“诏访寰宇寺院，有名迹者，咸敕名额。“于是，空相禅师风餐露宿，一路化缘，徒步行走至中都(北京)陈情，几经周折，终于恭请金帝完颜雍敕得大明禅院名额(详见《明月山大明禅院碑记》)。
清风庵被敕为大明禅院后，便成了合法的佛教活动场所，寺院的发展步伐大大加快。通过医治病痛、舍医送药、设棚舍粥、救济难民等广结善缘，使方圆数百里的善男信女涌向大明禅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座座殿宇，一排排寮舍在明月山上相继建成。据金大定十六年(1176)立的《明月山大明禅院记》中载:“在碧溪岩畔，于清风谷内，修一所精蓝，大小屋舍，一十四年功将了毕，永为圣迹，将作选佛之场。“
历史上，月山寺为中原四大佛教寺院之一。即东有开封相国寺，西有洛阳白马寺，南有嵩山少林寺，北有月山宝光寺(月山寺原名)。
月山寺鼎盛时期是明、清两代。当时寺院规模宏大，有房舍千余间，寺僧数百名。清乾隆皇帝与圣母皇太后也曾到此游览、拜佛，曾赐匾额和对联。对联为:功德水周环金客印月，吉祥云飘渺宝界凝香。匾额为:慈意云垂，无尽光明，六通圆满。并题诗一首，即有诗为证:“月地由来号月山，蜿蜒一径入云关。真成七宝光无定，消受三秋趣以闲。平野色含菁峭外，飞泉声在翠微间。心疑开土幽居处，欲辨残碑藓已斑。““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
商丘开元寺位于商丘市睢阳区火神台旅游区(商丘古城西南1.5公里处)，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唐朝会昌年间，武宗下诏大除佛寺，佛祠因此遭焚灭销毁，一无遗存。北宋时期，开元寺改称宝融寺，南宋赵构即位后又将其改为商丘寺，后又改名开元寺至今。明清时期几经重修后，法鼓重振，僧侣云集，香火旺盛，弘法利世。开元寺有不少帝王如赵匡胤、赵构等，以及许多文人墨客，都曾到此揽胜，被誉为豫东名刹。
历史上，开元寺内曾设过八关斋会。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叛将尹子奇围攻睢阳，张巡、许远以身殉职，城内军民死伤殆尽。时隔3年，史思明又率兵来攻，宋州(治所在商丘)刺史李岑为贼所困，城内惊恐，惶惶不可终日。副元帅李光弼派河南节度使田神功前来救援，使得叛军撤退。因此，全城军民对田神功这一功绩万分感激。田神功原是史思明的部将。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广德元年(即公元755年至763年)，安禄山与史思明举兵叛唐时，田神功随同叛将南德信、刘从谏围攻睢阳。田神功斩杀了南德信，赶走刘从谏，率领将士归顺大唐，解除睢阳之围。田神功归降后被封为鸿胪寺卿，后迁任徐州刺史、淄青节度使。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睢阳又被叛兵所困。田神功率兵再解睢阳之围。后来，田神功屡次受到朝中嘉奖，安史之乱平息后第二年，田神功拜汴宋节度使，迁兵部。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四月，田神功患病数月，未用药而愈，宋州官吏徐向等为了封迎田神功，便于五月初八那天带头以俸钱30万两，在城南开元寺设八关斋会，来报答田神功解救睢阳城的恩德。其后，文官设1500人为一会，武官设500人为一会，地方士绅设5000人为一会。州县官吏、富豪乡绅等都连续设会，饭僧数千，一时佛饭香供摆满郊野，经声佛号昼夜不息，善男信女，四方云集，可以想象当时斋会的场面是如何盛大。会后，州郡长官又请来当时的着名书法家颜真卿，撰书《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以示纪念，全文940字，立为八楞碑，置于开元寺东侧，这就是“八关斋“。碑文结构谨严，体方笔圆，端庄雄伟，行笔兼用篆隶笔意。
此后，朝代更迭，兵荒马乱，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往昔繁华浑似梦，都随流年四散。饱经沧桑的“八关斋“碑，却一直默默地守候着这座几经荣枯的开元寺，伴着寺中的晨钟暮鼓，挺立于岁月的风雨之中。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因皇帝痛恶僧民耗蠹天下财力，下诏大除佛寺。“凡熔塑绘刻堂阁殿宇关于佛祠者焚灭销破，一无遗存。遣御史复视之，州县震畏，至于碑幢铭镂赞述之类，亦皆毁折瘗藏之。“一时间，与佛事有关的塑像、绘画、碑幢等被一概销毁。开元寺及“八关斋“碑也在这场劫难中被毁。因该碑“大不可折，遂錾凿缺败以仆之“。
事隔5年后，一位名为崔倬的人到睢阳任宋州刺史，为寻访前贤事迹，在砾壤之中寻找到被毁的“八关斋“碑。但此碑已是“瘢痍坏失，文义乖绝，寻泽研究，不可复知“。后来，又从前任刺史唐氏家中求得原碑文拓片，命令工匠将“八关斋“碑重刻立于原址。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明朝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夏，黄河泛滥，水决入城，睢阳古城被滔天洪水所吞噬。开元寺遭受灭顶之灾，整个寺院瞬间荡然无存。后正德年间重筑新城时，新城址“为避洼趋高乃徙而北之“。今天的睢阳城南门即为古城的北门处。嘉靖年间为防水患，在城外重新修筑护城大堤。“新堤筑成，水患有防。“于是在开元寺原址北端建大殿三楹。原来立于开元寺门内东侧的“八关斋“碑，则被留在新修的大堤南侧。再后来，在碑亭北面，护城堤南侧修建三间大殿。当时正逢巡抚御史王楠到此视察，他认为“八关者乃佛事戒规也，而饭僧忏悔，事不雅驯，不足传于后也“，于是命令地方官吏将三间大殿改设颜鲁公之神主牌位，春秋祭祀，并为其题写“颜鲁公祠“。从此，“八关斋“碑亭的三间废寺，便改为“颜鲁公祠“。
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为防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再次攻城，开始加固城堤。据《偶更堂文集》载:“李自成将通境邑，……一时近郭祠宇，毁弃殆尽，颜祠既不可保，将所谓石幢者，欲尽碎之，而以危然不得仆。“为利于防守，与护城堤相毗邻的“颜鲁公祠“被拆除，祠中僧人迁至阏伯台麓商丘寺内。故其有“西开元寺“之称。护城河被加深后，河水漫浸到“八关斋“碑石，后来，该碑被移至护城河西约35米处。到了清顺治年间，告老还乡的国史院大学士宋权，为“八关斋“碑修建了碑亭。康熙年间，又有人在碑亭北侧修建大殿三间，供奉佛像，复名开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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