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历经整顿、甩开包袱的“教育体制改革”方蹒跚的迈出了一步，就已陷入到四面楚歌、人人喊打的地步——光看报纸，似给人一种这场改革就是一场闹剧、目的性不明确、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胡搞，是就整边角，隔靴挠痒。正经的症结所在的“关键问题”却都避重就轻的绕了过去。
报纸上或许期待、或许恶意，评之为“样子改革”或者“滑稽改革”。观众、看客喜欢的是二杆子一样的直捣黄龙，任你千般来，我就一般去。帅三千铁甲，直捣黄龙，擒敌酋于王帐之前。巴不得“一改就灵”的急功近利。
然而“不能够”……这世上，如辛弃疾这样的猛人可以说一个也没有。而即便是存在一个辛弃疾，那也是武力上的。政策、制度的改革，归根到底还是“互动”二字，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制度和制度所约束的个体、群体之间的“互动”，更多、更有效、更明确的“互动”才是改革的关键。
如王安石一般，一项不曾落实，另一项就已经开始，赶着趟，不分阶段、不分形式，不看互动的结果是否允许，就一股脑的扔方案的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烧锅炉。
烧锅炉的时候，要先点火，然后添煤，并且要控制数量、充分燃烧。锅炉工要跟锅炉进行配合，看锅炉的气压表，关注锅炉里的火旺不旺，然后决定什么时候添一铲子的煤进去。假如是按照王安石改革的方法烧锅炉又会怎么样呢？看着火着了，可以添煤了，就一铲子一铲子的加。对于气压表不理不睬，对火旺不旺看也不看，他就是知道要把这一天要烧两车的煤，我一股脑的填进去，让他烧。
可这样做事行么？
不行。
是必须要“互动”的——在没有互动的时候，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培养互动的机制，并且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过程。在有互动的条件下，要强化这一个互动的机制——这个互动的程度，就决定了改革的成败。
也不只是改革，其他的政令下达、规则的建立，也同样如此。而类似的套路，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
譬如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借钱，一个人是甲，一个人是乙。甲先借了乙三百元，说我周转一下，后天就还你。然后，甲后天准时还钱。又过了一个来月，甲又一次向乙借钱，这次借的多一些，是一千来块，乙犹豫一下还是借给了……甲到了期限后，又如约还钱。甲时常的，或多或少的跟乙借钱，金额或多或少，逐渐的互动下，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互动机制，成功的得到了乙的信任——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次甲要跟乙多借一些钱，二十来万，乙咬咬牙也就借了。
到了这里，如果甲还能继续这一个互动的机制，那么他还可以继续回馈乙，并借更多的钱。
如果甲决定跑路，那么这个机制就会彻底的断裂。互动的机制是需要维持的，当普遍的不信任时，要建设这一个机制，很困难。
商鞅为了打破这种“不信任”，破去秦国的管理层、贵族留下的烂摊子，重新建立法度，是从徙木立信开始，一点一点从细微处建立的。足足用了十来年的时间才重拾这样的信任，建立了和秦人之间的互动、回馈机制。其后，才是开始抛售改革方案，开始大改。商鞅是法家，战国又是大争之世，人才辈出。其人有才，而且在人才辈出的时代走出来，是一位实干型人才，这才是成功的关键。
但后世却几无这样的人物。诸如李冰之于都江堰，可有后来者？没有了。儒家会读书、会训诂、会祭祀，能从中延伸出君臣父子一套规矩，就已经是能力的极限了，不能再要求他们精通法家改革之道。
这不现实。
历朝改革失败之因，莫过于此。
但……改革的“第一步”的“第一步”终究是在围追堵截中，以自己坚决的意志迈了出去——除了舆论的喧嚣，一切安好。在报纸上，各种的“花样”上演，一些是街边的采访，问路人关于“教改”的看法，还有采访学生的、老师的……在“民意”的背后，有的却只是极为个人的意志。
而抨击这一次改革的一群人里，就包含了一群很傻很天真的技术宅。这一次教改波及的范围之大，就连“中文系统”的研究都受到了影响。
“不干活儿了？养你们可不是吃白饭的。都干活儿都干活儿……”暖暖进入研究室，半开玩笑的呵斥了一句。
一个人就问暖暖关于这次“教改”的看法。
暖暖反问：“我能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