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朝需要一场胜利，一场足够大的胜利。
北边的海都、昔里吉，南边的残宋，泉州的张镝，中原的红巾。
四个方向，都让皇帝头疼不已，至少要打破这其中的一方才堪称足够大的胜利。
对此，皇帝与他的谋臣们对局势有着较为明确的判断。
如果从易到难，四个方向中实力最孱弱的应当是南方的残宋，而且越来越弱，但其流窜于闽粤沿海，一直败而不亡，主要是由于大元水师的不足，无法对其彻底的剿灭。
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原的红巾，他们虽然声势浩大，但都是乌合之众，趁着地方守军空虚的机会啸聚起来，若能调集精兵强将，不难将其剿灭，像当初在山东，经围追堵截，五万官军短短一月就平定了十余万红巾的叛『乱』。但红巾的问题还在于胁从之贼易灭，核心的顽贼难除，随着『乱』事的延续，顽贼越来越多。尤其是南北红巾合流后，单单骑骡马的顽贼就达到了数万之众。这部分核心不除，剿灭再多的从贼也是无济于事，就如原上的野草，烧了还会再长。所以剿红巾之计，宜早不宜迟，宜速不宜缓，必须果断寻其主力决战，击其腹心。
第三是泉州的张镝，也即所谓的中兴社、中兴军，该部原本被当做残宋的从属，打的也是宋军旗号。但据可靠情报，可知其已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对宋廷听宣不听调。近些年该部势头极猛，直沽事变后就成了大元的心腹之患，若要剿灭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元廷仍未放弃招安这个选项，就如当年的刘整、吕文焕、夏贵，哪一个不是拥兵数万、屡立功勋，既然这张镝与宋廷已有离心之态，那就可以利用，有机会将其收为己用。
第四是北方的诸王叛『乱』，这是最难解的一团『乱』麻，困扰了大元帝国几十年，而且至今也看不出有什么解决的良方，当帝国的重心继续往南移，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一个传统的中原王朝，与北方的蒙古诸王矛盾就越来越深。历朝历代北方的草原势力武力强蛮，中原的农耕社会物质富裕，两者之间的落差几乎是永远无法调和的，要么是草原征服中原、野蛮取代文明，要么是中原克制草原、分化羁糜，但大部分时候都是打打停停，看不到尽头，即便同样出自北方蛮族而入主中原的辽、金、元也都破解不了这个魔咒……
基于对眼下四个主要方向的判断，元廷准备的策略是在北方草原和泉州一线保持稳定，着重对南方的残宋和中原的红巾军展开攻势。
对残宋行朝的追击以江西行省右丞塔出为主导，行省左丞麦术丁、参政李恒、昔里门等人配合，行省治所设在隆兴。
对中原红巾的围剿以江淮行省右丞董文炳为主导，江东宣慰使张弘范、浙东宣慰使怀都等人为大将，大本营设在杭州，张弘范的剿贼前锋指挥部设在扬州。
……
江西兴国，同都督府，大宋状元宰相、同都督文天祥开府于此。
自本年春，文天祥从广东梅州入江西，半年以来，以锐不可当之势，一鼓作气地攻克了会昌、雩都、兴国三县，军威大振。接着，建牙于兴国，分兵三路攻打赣、吉诸县：督谋张汴监军，率赵时赏、赵孟溁等盛兵薄赣城；安抚副使邹凤，率赣州诸县兵捣永丰、吉水；招谕副使黎贵达，率吉州诸县兵攻太和。这三支军队，犹如三支利箭，从兴国『射』向了西南方、北方和西北方。赣州各县都收复了，只剩下赣州一座孤城；吉州八县复其半。抚、洪、袁、瑞各州豪杰踊跃响应，诣军门自请约束。抗元的风暴席卷着整个江西，而且把烽火燃烧到两湖。长江一带的军民收复了兴国军、寿昌军和黄州等地；湖南义士则收复了新化、安化、益阳、宁乡、衡山、湘潭、攸县等县。文天祥的号令几乎可直通江淮，复宋的希望『露』出了曙光。
十月的一阵秋雨击打着窗扉，夜幕已经降临，文天祥还在同都督府的书房中处理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