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二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前襟上黑黑的一大块不知道是酒还是别的什么，他脚步踉跄的走到王文佐面前，叉手唱了个肥喏：“文佐，俺有件事情求你，还请你应允！”
“有事求我？”王文佐有些厌倦：“桑丘，你待会取十贯钱给他！”
“不，不！”侯二连连摆手：“我不要钱！”
“十贯少了？那就三十贯吧！”
“文佐，我说过了不要钱！”侯二的声调提高了几分，引来周边众人的目光，有人大声笑道：“侯二，钱你都不要你还要啥，三十贯呀！够你把邻村和你相好的寡妇娶回来了！”
“你这傻瓜，寡妇娶不娶不都一样睡，文佐这次回来下次还不知道啥时候再回来呢！”侯二大声反驳道：“错过了这次机会也不知道有没有下次！”
侯二的回答激起了王文佐的兴趣，他重新打量眼前的男人，三十出头，中等身材，黑脸，右腮有颗痣，左颊上还有一个伤疤，眼睛里满是对现状的不满，一身的油滑，典型的农村闲汉。
“你不要钱要什么？”
“给个差使吧？牵马坠蹬的都行，我在这村子呆了半辈子，实在是呆腻了！我就想跟你出去开开眼！”
“跟我出去开开眼？”王文佐笑了起来，为什么这个村里的人都这么狂妄可笑，都觉得外面是一片坦途，遍地黄金，自己当初在百济爬冰卧雪，翻山越岭、箭矢如雨，他们全然都没看到，只看到自己现在一身金紫，前呼后拥，富贵荣华？
既然他们要，那就给他们吧！
“你想要差使？好，那你会些什么？拉弓射箭？刺枪？还是算账文书？”
“您又说笑了，我侯二一个村里的闲汉哪里会这些！”侯二笑道。
王文佐的耐心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你这又不会，那又不会，我可没有这等差使给你！”
“嘿嘿！”侯二干笑了两声：“俺听人说过，天底下就没有无用的人，只看会不会使。俺在这村子里已经呆了三十年了，每日戳着牛屁股从田这头到田那头，这种日子着实是已经过够了。反正只要能出去见识见识，丢了性命也心甘情愿！”
“你不怕死？”王文佐惊讶的问道。
“怕？但更怕就这么在村子里稀里糊涂的过下去！然后哪天犁田时莫名其妙的死在牛屁股后面！”侯二道：“切草、牵马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能离开村子就行！”
王文佐看着侯二那种平庸的脸，他努力回忆，但时间早已模糊了一切，唯一的印象就是村里的人对他的鄙夷，原本还是个中等人家，但自小就不喜欢地里的活计，整日里四处闲逛，什么事情都做，就是不把力气花在田地里。父母亡故后家业很快就跌落下来，人倒是不坏，就连自己当初不过是王家的家奴，侯二也没有怎么欺辱过自己，还挺喜欢听自己闲暇时说的那些关于“外面世界”的闲话。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本质倒也是不坏，就是投错了胎。
“那你为何不自己离开村子去见见世面呢？”王文佐问道。
“您又在说笑话了，我侯二一没当官差，二又不是商贾士子，离开村子还不给人当逃奴抓了去？”侯二笑道。
“这倒是！”王文佐一愣，旋即笑了起来。从唐中叶开始，一直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影响十分深远的变迁，历史学称其为唐宋之变。大体来说，税法从租庸授田变为两税法，城市由坊市变为市民混杂居住，而农民也获得了迁徙的自由。
在唐初的授田制度下，国家依照丁口授予每个农民相应的土地，而农民则承担租庸调等义务，农夫死后大部分田产必须归还给国家，然后再授予其他农民。显然此时的农民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否则无论是授予收回土地，还是征收租庸调都是无从谈起的。而安史之乱的战争摧毁了旧有的授田制度和户籍，于是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唐德宗的宰相杨炎开始推行两税法，简单的来说废除原有的租庸调，改用地税和户税，每年夏秋两次征收。征收的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显然，两税法的征收承认了人口流动的现实，给予了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作为一个后来者，当然不能简单的用“好”、“坏”来评价这次变化，因为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没有好坏之说。不能认为推行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等制度的初唐帝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压服四方，大唐国势鼎盛；而推行两税法之后的唐中后期，乃是五代两宋，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军事优势大为削减，甚至遭受入侵，被边疆势力所政府。所以前者就是好的，后者就是坏的，乃至要推行复古，兴井田，建府兵，重新恢复初唐的军事盛况。
这种想法在宋儒、明儒中非常普遍，如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阅一下宋明两代的文人书信集，就经常能看到各种恢复古制，授田于兵，自耕自食，且耕且战，恢复汉唐旧制。这说明在开脑洞这种事情上，古今键政家其实都差不多，只不过宋人明人想的是学习汉唐，今人学的不一样罢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那为什么宋人，明人复古做法不成呢？有人说是因为唐代技术外流，所以五代、宋时候的边疆少数民族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军事政治力量已经不是唐代面对的突厥、高句丽之流可比了。所以即便宋人恢复了唐制，也无法击败西夏辽金这些边疆王朝了。这么说倒也不能说错，但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们却没有想到——谁也没法把长大的孩子重新塞进婴儿的包裹里去。
真正迫使唐做改变税法户籍法的原因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让原有的制度过时了，战争破坏了河北、河南、关中这些原有帝国的中心，让大量的人口向南迁徙，这就开辟了南方的大片土地，帝国的经济中心向南迁徙了。而这些流动的人口，新开辟的土地是不会出现在帝国的户籍田籍中的；而且租庸调下，承担赋税劳役的对象是农民，确切的说是小农，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哪怕他有再多的资金、雇佣工人，由于他没有从国家那儿得到土地，他自然也无需承担赋税和劳役，随着和平时间的正常，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必然更加繁荣，这些流动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也愈来愈多，经济中占据的分量愈来愈大，如果继续任其游离于国家税收之外，这不但是不公正的，也是危险的。
所以帝国政府做出了改革，承认了人民流动、经济繁荣的现状，其结果就是从唐中叶开始，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南方大片土地取得开发，到了北宋徽宗年间，户口数已经超过了唐天宝年间几乎一倍，政府的税赋和民间的财富更是远胜唐朝，而且这一切还是在疆土远小于唐的情况下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