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他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份量有多重。
做为一个标准的士大夫，他对于大宋自立国以来的积弊，以及绍兴十一年以来，大宋高速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新问题，其实都有过深入的思考。
所以，他很清楚，要解决大宋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办法。
把刀往自己头上砍。
或者说，把刀往以他为代表士大夫阶层的身上砍。
他刚才所提的两个建议，其实都是在这么做。
但无论是将士大夫的言行规范写入律法，还是大兴官学，都是治标之法。
因为法律再规范，执行起来肯定有漏洞。
官学再兴盛，士大夫阶层的先发优势是抹除不掉的。
至少几十年内，大宋的高官，绝大部分仍然会来自于世家大族。
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就算他闯过了科举那一关，进入了官场。
但面对着完全陌生的环境，没有人给他指导的情况下，仅仅熟悉情况可能就要三五年。
要是悟性再稍微差点儿，等他们彻底了解了官场的规则，可能大半生都已经过去了。
这其中当然会有一些天赋异禀之人，但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可能也就是个八品七品，甚至是九品官。
但一个世家大族出来的孩子呢？
人家的长辈哪怕同样是个九品八品的官员，但人家在官场上浸淫了一辈子，对于一切规则早就谙熟于心。
人家的孩子在入仕了以后，每一步该干什么，人家早就规划的明明白白，只需要按步就班的去做就行。
这样的情况下，人家的进步怎么可能会慢呢？
正是因为知道这个，李睿才把前面的两个办法，称为治标之法。
而他最后提出的建议，才是他心中的治本之法。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因为亲亲相隐发展到现在，早已经不再局限于君权、父权、夫权。
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民告官！
相比于之前的朝代，大宋朝对于民告官的事儿，其实宽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因为，大宋专门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用来处理百姓的诉状。
而且，这些诉状能直接递到皇帝的手里。
相比于前朝，尤其是相比于几百年后的某鞭子朝，这项制度简直先进到不像是在同一个世界。
毕竟，某鞭子朝的民想要告官，无论能不能告赢，可是都要先打五十大板的。
试问，有几个人的身板儿，能顶得住五十大板？
碰上有经验的狱卒，一板子，就能要你的命。
但就算是这样，大宋的民告官依然有非常多的限制。
比如，只有‘官典犯赃、袄讹劫杀、灼然抑屈’这一类严重的事情，才能直接到鼓院或者检院告状。
至于其他事情，则必须一级一级的上告。
如果越级上告，就会有专门的‘越诉法’等着你。
为什么在民告官如此宽松的大宋，依然对民告官有这么多的限制？
因为，官大于民乃是社会的共识。
这些限制，就是在维护这个共识。
而他的建议，则是要摧毁这个共识。
他当然明白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他还真怕官家不敢答应。
所以，他把这个建议提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有赌的成分。
甚至，他已经做好了被否决的心理准备。
可是，让他没想的是，官家只是犹豫了短短一瞬间，就开始淡定的询问他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这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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