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国伍鄙”这个制度，首先是让国都中的老百姓大搬家，使相同身分的人聚居在同一个区域里：士都集中居住在清净不嘈杂的地方；从事手工业的国人都集中居住到官府衙门附近，因为此时的工匠基本上都是在官府及其开办的作坊中工作的，私营作坊还几乎没有；从事商业的国人都集中居住到市场周围；种田的国人集中居住到城郊结合部靠近农田的地方。
然后把国都中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士有十五个乡（因为贵族大多住在国都，所以国都中的士人口最多），农、工、商三类国人人数远远少于士，三类加起来总共也只有六个乡。在乡里，又按照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进行编制，轨、里、连、乡各设长官治理。
在农村（野）中，则实行这样的建制：全国农村统分为五属，各设属正，属正的级别为大夫，每属管辖九万户野人家庭；属下设县，十县为一属，每县九千家，设县帅；县下设乡，三乡为一县，每乡三千家，设乡帅；乡下设卒，十卒为一乡，每卒三百家，设卒帅；卒下设邑，十邑为一卒，每邑三十家，设邑有司。这是在继承周王朝制度的基础上略加改变。
每年对国、野的各级长官进行一次考核，合格者留任，政绩优者提拔，劣者惩罚。同时规定，各级官吏要向上一级报告本辖区内的优秀人员和不良分子，隐而不报者受罚。这是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带点法西斯主义的性质。
军事上，实行兵民合一。国中十五个士乡，每家出一人当兵，军队编制是：五人为一“伍”，十伍为一“小戎”，四小戎为一“卒”，十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军”。平时的地方各级行政长官，战时就是军队的各级军官，相对应的，和平时期一轨的轨长，就是战时军队中的伍长，里长就是小戎长，连长就是卒长，乡长就是旅长。五个乡编为一军，一个军一万人。十五个乡就是三万人，三个军。由齐桓公和两位命卿国氏和高氏各担任一个军的军长。
这样做的好处是，同一轨、里、连、乡的人编在一个伍、小戎、卒、旅，战友都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关系自然亲密，患难与共，齐心协力，作战配合也默契，而军官也对自己的士兵比较了解，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军队战斗力自然大大提高。
军队依然是实行“兵农合一”制，除了戍守边疆和重要城镇、保护国都安危的常备军（他们也是定期——比如一年为期——轮换的）外，其他军士平时种田做手艺做生意，定期训练，战时征召出战。
此外还有其他的许多措施，例如，允许犯罪的人用兵器和金属赎罪。犯了死罪的人只要交出一副上等犀牛皮甲和一支戟就可以免罪，犯了小罪的，交一定数量的金属就可以赎免，诬告别人的人，罚十二支箭，诸如此类。这样国家可以得到许多兵器和金属，金属中的“美金”（不是美元，是指好的金属，亦即青铜）可以铸造剑戟等武器，“恶金”（即铁，这时还不会炼钢，因此，铁的品质不及青铜，故称之为“恶金”——差金属）可以铸造鉏、夷、斤等农具。
至于古往今来传得沸沸扬扬的开设国营妓院以扩充军费之类，则实属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后面会讲到）。
关于驿传制度方面的改革也值得一说，因为这个制度在中国沿用了两千几百年，一直到民国期间才被现代邮政制度所取代。
在春秋时代，周天子的王畿内和各诸侯国内基本上都建立了传遽和邮驿。
传遽又称“传”或“遽”，是官府在交通要道上设立的交通站，也就是后世所称的驿站，里面备有马匹、马车等交通工具，有专职的管理人员。这种驿站只为官员和为官府办公事的行旅提供服务，不为普通百姓服务；邮驿则是负责传送书信和公文的机构，也是只为官员和官府服务。
驿传制度不是管仲发明的，也不知肇始于何时，管仲只是对驿传制度作了一番完善而已，《管子》中的设计，基本上就是后世驿传制度的范本：每三十里置一传舍（驿站），行旅来到传舍，先验看他们有没有契（通行证、官府发的证明），验契无误后即可在传舍休息打尖，或更换车马，这属于传，是专门接待运送行旅的；另外各传舍还有专职的传送文书的人员，称为邮。
经过管仲的一番改革之后，齐国经济发展，军力强大，社会安定，真正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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