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涵觉得，你自己和孩子，明明就是出来玩的，却一定要找个非常感人肺腑的理由，说是看望老领导，于是吃住行都省了，再带上一个买单的律师，确实很有创意！
和邓处一比，梓涵倒真觉得邓处可爱了很多：人家要么就不出门，出来还是陪法官出差，怎么也是为了工作，而且人家也不会带一个买单的律师。
当时省行虽没有建立律师库，但是，已经有很多律师进入法律处管辖的势力范围了。因此，如果真想出去玩，找个律师出来还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人家邓处就不像湖北行法律处处长那种做派，而且也没有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贬低其他地方的饮食文化，还是比较淳朴的。
徐行长来了一段时间，虽然微服私访了几次，发现了不少问题，也提出了不少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但是，所有解决问题的归结点可能都在人的方面。
人事变动是每一位一把手过来必须做的事情，尤其在人事处、办公室、财会处，还有那些重要的业务部门。
这时，国家将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华都银行的一大批人被派往筹建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为了配合资产管理公司今后开展业务，省行将成立以清收、化解不良资产为工作内容的资产保全处，还将成立几家城区支行。
这就是机遇，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
而梓涵似乎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感受，因为之前的挫败让梓涵心灰意冷，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了。
另外，研究生课程占用了他很多的精力，晚上、周末几乎都搭进去了，他还要和同学在一起踢球、吃饭，所以，他以为自己的生活过得很不错，因为之前的隔膜，对于省市行合并，特别是吴行长、白行长出事对他的影响，似乎随着几乎每天上课、频繁出差，都淡忘了。
肖尊院被调往筹建资产管理公司，副处长空缺的位子很快就补上了，非常巧，竟然是上官延兵。
从岗位的调动似乎看得出，徐行长对延兵似乎并不感兴趣，因为毕竟办公室是服务行领导的，属于银行机关的中枢部门，法律处属于边缘部门，法律又不是银行的主流，从中枢到边缘，似乎是这个道理，但是不管如何，延兵的到来是梓涵的福音，因为延兵是梓涵的贵人。
延兵和尊院都来自银行的中枢神经系统，一个来自办公室，一个来自人事处。但是他们两个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延兵从来不会因为自己事业上的失落，而消极对待眼前的工作，更不会像有些人因为工作变动而变得消沉下去。
他来后，了解到法律处一直都没有设立科室，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玩笑：“怎么能这样呢？谁规定的法律处不能设科室？”
后来报告打上去，快到年底的时候，报告终于通过了审批，法律处成立了两个科室：咨询诉讼科、综合制度科。
鉴于梓涵92年曾经已经是分理处主任，当然成为咨询诉讼科的科长，慕容成为综合制度科副科长。
长安路支行何立峰是何佐德的亲戚，一直想到法律处工作。延兵一到，直接就给调过来了，而这个时候张远辛已经辞职前往深圳，空缺一人就由何立峰补充，另外，他向省行要求：增加人员，条件是，有法律资源的支行工作人员，或者学习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
在他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下，耿金明从咸宁路支行调过来了，还有一名西北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张继红被分配过来。一时间法律处兵强马壮，人才济济。
后来梓涵觉得，也许徐行长正是看中了延兵的能力，才将他调往这个不起眼的“边缘部门”，因为邓处很快就要退休，明摆着需要一个人接法律处的接力棒。
如果那个时候临时调过来一个没有任何法律背景的人，恐怕难以胜任法律处的工作。毕竟法律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而华都银行这些处长基本上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没有法律基本功底，将来假如在一些文件上签字，不定会闹出什么笑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