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重庆两路口中统局本部，山雨欲来。
面对来自军统局的这些不速之客，中统局本部穿着黑色中山装制服的特工倾巢而出。双方在中统局这座中西式砖木结构二层黄色小楼下，互相对峙。戴老板看到徐恩曾从楼上下来，自己才从车内出来。双方皮笑肉不笑地寒暄之后，戴老板递上了J总裁的手令。未曾想徐恩曾看后竟当面矢口否认，称中统局没有总务部门的设置，更不会有总务官员，他甚至怀疑此人都不是中统工作人员。还煞有介事的把中统负责后勤的办公室人员都调来，请戴老板亲自核验。
百密一疏的戴老板，此次只带了当日执勤的一名警察过来，忙令人去望龙门湖南会馆，去调陈自强前来，共同指认那名总务官。不消一个时辰，陈自强赶来，和当日值班的那名警察一起，对中统局本部工作人员过筛子一样查验，发现并无其人。但事实已经发生，当日那人当着一众警察和陈自强的面，的确称自己是中统总务官，所持又是中统局的证件。现在查无此人，戴老板和徐恩曾只得共同去面见J总裁。J总裁听到此次间谍事件又成了悬案，恐跑了间谍要犯，雷霆万钧之怒陡然而发，要求中统和军统两大情治机构通力合作，务必于30天内剪除在重庆和上海的两名南造洋子。
因为事件牵涉到中统局，民国的两大情治机构前所未有的通力合作，双方均派局内所属精干特工共同清查南造洋子，并将此次行动命名为“眼镜蛇之箭”。但两局精锐尽出，甚至动用军警和宪兵对国府陪都重庆采取全城封锁盘查措施，亦未发现其踪影。而军统上海站的陈恭湃以及中统安插在76号内的特务传回来的情报显示，南造洋子的确在上海，并且担任了特高课中国课课长，正在带领76号特务，配合巡捕房的日籍警监赤木一郎，紧锣密鼓地清剿上海及周边的抗日力量。
此情报让中统和军统颜面尽失，J总裁当面斥骂戴老板和徐恩曾“无能”“误国”。二人面对J总裁的斥骂，不敢有半分争辩，只得唯唯诺诺地承受。J总裁发完雷霆之怒，命徐恩曾先行离开，留下戴老板，亲口交代，让他设法先铲除日谍南造洋子。戴老板借机汇报了陈自强的情况，因为只有他和那名冒充中统局总务官的男子交过手，他也在重庆和上海见过南造洋子。戴老板建议请J总裁下令给民政部警政司，在国统区的各省和特别市内的警察厅设立稽查处，任命陈自强为首都警察厅稽查处处长，这样能利用全国的警网查处间谍。
J总裁知道，这是自己这个得意弟子想独霸国府的警察队伍。自军统局成立后，他就建议J总裁在局内设立军统局第三处，用以控制民政部警政司的警察第三处，此部门在各地警察局派遣军统特工任副局长，实已尾大不掉。现在再设立稽查处，基本上各地警察局尽归军统控制了。但为了尽快抓捕南造洋子，解除其对J总裁自身以及国民政府的威胁，J总裁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民政部警政司稽查部门成立。同时由于陈自强在敌后抗战有功，被重庆国民政府授予“抗战特别贡献奖”，并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陪都警察厅稽查处处长。主要负责缉私、查处敌特汉奸等，尽管只是一名处长，但实际权力已超越陪都警察局副局长。
安顿好之后，陈自强去码头找了一次朱升源，听他介绍了自己的遭遇，陈自强答应帮他寻找四姨太。对于需要补领的赏金问题，他也曾去局本部问过财务，只是局本部的财务告诉他十万大洋赏金，在他们行动之前，就已经通过中国银行划拨给了上海站。那就意味着余下的赏金被上海站扣发了。此时他已经调离了上海站，根本没权利过问。加上此时陈恭湃站长也被局本部逼得一个头两个大，让他限期杀死南造洋子和赤木一郎。加上陈自强也不想得罪陈恭湃站长，所以只得自己想办法。
陈自强刚来重庆，人生地不熟，更谈不上出去找人借钱。不得已，他还是给在香港的师父杜先生求援。信是写给杜先生的管家，自己的大师哥万墨林的，他在信中把情况详细告知了万墨林，并强调当初策反朱生源刺杀傅笑安，也是为保住师父的中汇银行。所以让他看在朱升源立下的功劳的份上，请大师兄替他求求师父杜先生，接济一下穷困潦倒的朱升源。春节前夕，万墨林的回信抵达重庆，随信还有一张五十万元的支票，彼时五十万元法币仅仅只能换半根小黄鱼，但陈自强已经尽力了。让朱升源开个馄饨摊谋生，以图后计。
陈自强上任之后，执行的第一道命令，是来自军统局戴老板的，即剪除在重庆的假南造洋子及其党羽。陈自强从全警察厅调用精兵强将，又从军统局调来几名精英，其中包括从上海站调往昆明任职的，曾经的得力助手尚振彪等，共三十多名精兵强将。借助陪都警察厅遍布在各个地方的警察，在全城展开侦缉。戴老板为了进一步巩固已经到手的警察部门的权力，又从上海站调回来沈清醒，担任陪都警察厅刑侦处的处长，他下属的几百名警探，会同陈自强率领的稽查处特务警察，联合行动，对陪都采取地毯式搜捕。当然在此同时，陈自强亦运用职务之便，对运往边区的物资通行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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