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事情，朝廷和弘历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也不是不想去管理、不想去惩治。
只是朝廷自身有缺陷，就算做了补救的行为，这些措施往往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
在整个清朝，朝廷其实对于地方的精细管理就已经是十分被动与尴尬了。地方官署人员的配置其实只到县，就因为持续弱化地方府衙的一些法令，导致县令单凭官府的资源，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统一管理一县的。
他们必须要与地方的士绅以及胥吏合作。可是这些乡绅和胥吏却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贪墨。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无法避免贪腐，所以很多的地方官员，甚至是朝廷的督抚，也心安理得地与其同流合污。
很多官吏甚至觉得灾祸并不严重，他们通常都是为了捞上一个爱国护民的名声，并且打着朝廷发放下来的赈济粮款的主意，特意的、故意的去夸大灾情。导致朝廷一旦赈济，地方上就贪腐横行，灾祸也迟迟得不到处理。
虽然弘历是个赘婿，不过因为逐渐贴近历史一些的关系，只要弘历是没有接触到大如、没有接触到后宫，朝堂之上他还是……还是有些靠谱的。
在乾隆七年的时候，为了应对这次的水患，大概也是为了更加彻底地防止地方借灾贪腐坏事，弘历组建了一个超级庞大而且豪华的救灾专项工作组。
其中不但有来自朝堂的救灾钦差大臣，甚至还包含了督抚一级的朝廷大员。
有直隶总督、江南河防总督，还有两江总督、安徽巡抚及江苏巡抚等。
只不过这个工作组刚刚组建，朝堂的内部以及工作组内部，就开始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原来的时候，治理江淮地区和水患源头黄淮两地的治水方法，是沿用的明朝的老方法。
通过蓄清刷黄的策略，倒是巧妙地缓解了水患水灾，不过在这个策略的影响下，有水患的地方不断加筑抬高堤坝。
但是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方法呢。
蓄清刷黄策略好是好，只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黄河和淮河不能同时爆发巨大的水患。
很可惜的是，乾隆七年这次江淮的大水灾，恰恰就是黄河和淮河的水势同时大涨。
这个时候，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是要缓解安徽地区的淮河水患，治灾就需要开闸泄洪，相反的，为了缓解江苏的黄河水患，那就需要紧闭堤坝。
那么洪泽湖一线的堤坝，到底是应该开还是应该闭呢？
为了这一件事情朝廷吵了许久。
地方也不遑多让。
关于到底这堤坝是该开闸还是闭闸的问题，安徽泗州乡民在高邮湖的昭关坝和闻讯而来的江苏乡民发生了规模不小的械斗。
最后安徽巡抚张楷和江苏巡抚许容二人针锋相对，为各自地方争取利益，但此时两江总督德沛因为江苏与安徽两方都是他的辖区，所以不能明显偏向任何一方。可是他又是工作组的重要成员、一把手，也不能不吭声。
随后便只能和稀泥的向弘历进言。
只不过这其中却遭到了钦差大臣高斌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