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南越政权在稍后为汉武帝的远征军所攻灭，这条源自红海-波斯湾流域的水运贸易也不曾有过中断。
甚至在南北朝时代还有进一步拓展，成全了法显和尚的登船回乡之旅。
公元589年，新建立的隋朝在兼并北方各邦之后，又发兵攻打了江东的陈氏南朝。
先前还一直对建康方面保持松散效忠的岭南，在首领洗夫人的号召下改换门庭，成功为王师解决了据守江西的豫章太守。
至此，广州城也随整片区域一同北附，并安然度过了隋炀帝统治末期的天下大洪水乱局。
相比早年的隋朝杨氏，新建立的唐朝在某些方面相对管理宽松。
一方面是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都集中在北部各州郡，没有给东南各地附加太多的防务开支。
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外招商引资，频繁招抚各类胡商来几个重点区域发展经济。
在江淮流域以南的广袤区域内，因当时被开发的土地较为有限，所以更容易形成人口集中现象。
于是，广州便继续充当岭南一带的最大口岸，亦如扬州在长江流域的关键性地位。
此外，西方世界的几轮重大变迁，也时刻丰富着唐朝广州城的外贸资源。
首先是中亚强权萨珊帝国的策略转换，让更多波斯商人得以从海上直抵珠江口两岸。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这是因为他们刚刚利用地缘优势，在印度洋东部的角逐中胜出，彻底驱逐了来自东罗马的希腊商人和来自阿克苏姆的埃塞俄比亚竞争者。
所以很快就在印度次大陆建立商业定居点，并将类似的模式一路向东传导至唐朝境内。
期间还夹杂着不少逃入波斯境内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和犹太人。
因此，广州也出现了类似长安的大面积蕃坊，以便持不同信仰的胡商们都能愉快住下。
到了公元651年之后，萨珊波斯被突然崛起的阿拉伯帝国攻灭。
从而制造出更多浮海出逃的流亡者，分批选择定居在印度或东方其他港口。
稍后，新进的穆斯林商团也顺着相同道路而来，也顺理成章的在广州拥有自己的独立蕃坊。
尽管分外眼红双方经常在海上火拼搏杀，但都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没有到陆上定居点内制造恶性事端。
随着时间流逝与老派人士的凋零，彼此间的矛盾也就从血海深仇降格为比较纯粹的商业竞争关系。
当然，以上风波的最大受益方，还是坐享地主之谊的广州城。
胡商数量的日渐增多，无疑会让原本的边境港口收获到更多贸易份额。
甚至还开辟出本地的养蚕产业，大量出口到缺乏原材料的印度和西亚各地。
而且对方来自不同地域，拥有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彼此间又能被再分为更多小团体。
所以很难联合起来，形成不服管理的强大势力。
地方官也乐于对他们的日常活动不加干涉，只需满足朝廷指标并中饱私囊，便能继续与之相安无事。
这种纵容，使得广州的胡商日益嚣张，特别是在含元殿政变之后，广州的胡商竟然还敢收留唐朝余孽，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皇帝坟头跳舞啊。
这要不狠狠地整顿一番，又怎么敢放心大胆地把广州当做南方经济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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