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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参议员皇帝，图拉真（Trajan）倾向于从统治城市寡头阶层的成员中选择他当地的政治支持基础。
在西方，这意味着像他自己这样的地方参议员家族；在东方，则意味着希腊显赫家族。
然而，希腊人有着独立的历史记忆，并普遍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优越，他们不仅不认为自己是罗马人，反而蔑视罗马统治。
希腊寡头阶层从罗马得到的最重要的要求，首先是希望能保持和平，能够行使自治权（即像意大利一样被排除在省政府之外），并专注于本地利益。
然而，罗马人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在他们看来，希腊显赫阶层忽视了他们在管理帝国事务中的责任——主要是在未能有效控制平民，从而导致罗马总督不得不干预。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狄奥（Dio）与图拉真之间的个人关系。
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描述狄奥为图拉真的亲密朋友，而图拉真也被认为公开与狄奥进行对话。
然而，作为一位喜欢豪华建筑项目并且自认为是罗马重要政治代理人的希腊地方显贵，普鲁萨（Prusa）的狄奥实际上成为了图拉真一项专制创新的目标：任命帝国监察员（correctores）来审计这些名义上是自由的希腊城市的市政财务。
其主要目标是遏制过度热衷于公共工程的支出，这些工程往往成为邻近城市之间古老竞争的渠道。
正如普林尼（Pliny）写信给图拉真所说，这种情况的最明显后果是留下了一系列未完成或维护不善的公共设施。
希腊城市及其统治寡头阶层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为了争夺优越的标志，特别是为了获得罗马皇帝授予的称号。
这些称号按等级排序，决定了城市在罗马的对待方式。
这种竞争通常表现为宏大的建筑计划，给予城市相互竞逐“奢华、无用的……建筑物，以显示威风”的机会。
这种奢侈支出的副作用是，城市寡头阶层中的一些低层成员因感到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个人开支，而不愿意担任地方官员的职务。
罗马当局喜欢将希腊城市互相对立——普鲁萨的狄奥对此深有体会：
“通过他们的公开行为，罗马总督们已将你们标榜为一群傻子，是的，他们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你们，因为我们经常给孩子们最琐碎的东西，代替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代替公正，代替城市免于掠夺或市民私有财产被没收，代替他们不侮辱你们……你们的总督们给你们头衔，口头或书面称你们为‘第一’；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把你们当作最后一等人来对待！”
这些罗马当局也有兴趣确保城市的偿债能力，因此能够顺利收取帝国税款。
最后，过度的市政建筑支出不仅是实现地方优越的手段，也是当地希腊精英保持文化独立性的手段——这种手段在当时第二种修辞风潮的崛起中得到了体现；这种“文化爱国主义”充当了失去政治独立的替代品，因此被罗马当局所排斥。
正如图拉真自己写给普林尼的信中所说：“这些可怜的希腊人都喜欢体育馆……他们必须满足于那些符合他们真正需求的体育馆”。
已知的第一位监察员被赋予了“处理自由城市状况”的任务，因为人们认为，皇帝和/或省长采取的临时干预措施不足以遏制希腊显贵阶层的野心。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狄奥故乡普鲁萨的使节团并未得到图拉真的好评，这与狄奥的主要目标有关，即将普鲁萨提升为一个自由城市——一个免除向罗马纳税的“独立”城市-state。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最终，狄奥为普鲁萨争取到了成为法庭管辖区首府的权利，使普鲁萨人不必远行到罗马总督处受审，但eleutheria（自由，指完全的政治自治）这一权利未能获得。
最终，作为比提尼亚（Bithynia）帝国总督的普林尼在公元110年处理了由狄奥及其同僚地方官员所造成的财政混乱。
普林尼曾写信给图拉真说：“众所周知，[这些城市的财务]处于混乱状态”，他还指出，与当地承包商合谋制定的不必要工程计划是主要问题之一。
普林尼提出的一个补救措施表达了彻底的罗马保守立场：由于城市的财务偿债能力依赖于市议员们的财富，因此有必要让更多的市议员进入地方城市议会。
普林尼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降低担任议会席位的最低年龄，使得更多的地方显贵家族子弟能够加入并为市政支出做出贡献；这比吸纳非贵族的富有新贵更为可取。
普鲁萨的市议会得到了增加议员人数的特权，这让现有的议员感到地位被贬低。
在克劳迪奥波利斯（Claudiopolis），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一座公共浴池是用“超员”议员支付的入场费建造的，而这些超员议员是经图拉真批准加入的。
根据《法典》，图拉真曾颁布法令，当一位城市官员承诺完成一项公共建筑时，其继承人将负责完成这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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