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某人的话在满朝文武们看来，无非是另一个‘商鞅’罢了。
而且比起‘商鞅’更加的过分和狠辣，因为这种‘扩大化’的变法改革，归根结底是要革他们的命。
之前的事情就不用说了，他和新政派早就触动了太多旧贵族、地主士大夫的利益。
一开始虽然让他们损失了部分的利益，但韩某人通过旁的途径也算是变相补偿他们了，随意闹就闹吧。
可是这一回，他竟然想要拿绳索和利剑给整个朝廷与官僚阶级上强度，约束名为‘权力’的公器，这能好使吗？！
短暂的沉寂之后，整个朝堂之上，瞬间甚嚣尘上，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如同惊涛骇浪般压在韩某人和王介甫二人的头上。
在他们看来，整个新政派当前的核心与支柱，就是韩、王二人。
当然这俩人一个定策，一个执行，属于妥妥的狼狈为奸、一丘之貉。
不过看在韩大相公和吕大相公的面子上，就当韩某人是无心之罪，逞一时口快。
但是对于王介甫，他们可就没那么好心了，必须给他一撸到底，贬谪岭南吃荔枝去！
面对群情激愤，这一刻的韩某人和王介甫都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事实摆在这里，他们就算解释什么，也不会有人听。
约束‘权力’这个公器，自古以来就是难。
甚至可以说自社会阶级产生的那一刻，人们就没有任何办法约束名为‘权力’的公器。
古人靠着个人的品行道德操守，主动寻求制约，例如先秦的孟子、前唐太宗等人的思想，都是‘民重君轻’的典范。
他们都会主动而克制自我对于权力的滥用，这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但却是基于古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对于国家统治的利益而来的。
一旦人性丧失，道德底下，或者不在乎国家统治利益，那么‘权力失控’就会拖着社会步向灭亡。
至于近现代的社会，虽然尝试在法律和设立监察机关上下功夫，但是在层层的社会利益关联下，以及内部的侵蚀下，最后也只会草草了事，让‘权力失衡’，‘为所欲为’。
韩明的观点放在千百年后，属于近现代社会老生常谈的最简单论调。
监察和制约，这种简单的道理，所有人都懂，但是不会有人主动把脖子套上枷锁，也不会让脑袋上竖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更不会让这套绳索和利剑，进入和来到老百姓的手中。
让百姓们来监察和制约他们，内部还要时刻进行自我内省，怎么可能？
他们可是大宋的统治阶级，大宋的顶层，大宋的话事人，怎么能让泥腿子来把他们束缚住。
然而坐于高处的神宗皇帝却沉默不语，只是目光深沉地打量着韩某人。
韩某人心知肚明，自己就像站在悬崖边缘，一步走错便是粉身碎骨。
不过他多少也能摸索出这位新任帝位的神宗皇帝几分心思，这在后世着名的‘元丰改制’中可见一斑。
元丰改制表面上使官员居其位谋其政，有了定职定位，同时裁撤了一些闲散部门和官员，打通了官员的升迁的阶数，客观上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而更深层次的含义则是由于宋初皇帝的权力受到宰执制约，而无法强有力的实现皇帝的个人抱负。
鉴于此，神宗为了实现自己乾纲独断的目的，推行了元丰改制，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
也因此通过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宰相的权力。
元丰改制后，中央集权越来越得到强化，在清朝时达到顶峰，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这才是元丰改制最深层次的影响。
韩某人这一手，既是为了主动迎合上意，约束官僚梯队的权力膨胀，同时也是为了防神宗皇帝突然来一手，强行‘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