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苏星云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淮北地区经常出现共和军大规模集结的迹象。加之共和军以往几次起义都是突然爆发，元军便以几个大城市为据点，对南方保持着严密的监视。然而，这种过分的关注导致他们忽视了十年前一直重视的老对手——汉人农民军的反抗势力。
淮北大起义的迹象日益明显，然而当地官府对此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反而因局势的暂时平静而放松了警惕。四月份，在黄河故道中发现了一尊独眼佛像，石人一只眼的传说迅速传播开来，挑动了人们反叛的情绪。
韩山童和刘福通抓住时机，在颍州颍上发起了起义。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的八世孙，直接将血统追溯到了北宋。当地县令急忙调集军队进行围剿。不幸的是，韩山童被俘并遭到杀害。尽管如此，起义并未被完全扑灭，其规模已经超出了地方势力所能应对的范围，需要元朝中央政府的介入。
然而，北方的元军对此似乎反应迟缓。元朝中央政府认为，这场起义发生在共和与元朝的缓冲地带淮北，起初他们仍然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和身上，认为这是共和挑起的筹码，只要共和未明确表态，这些起义都只是小麻烦。
遗憾的是，元朝严重低估了自己抵御这场风险的能力。在遭受共和打击后，他们本应迅速镇压这场起义，却坐视其发展。一时间，淮北、河南等地的贫苦百姓纷纷加入起义军，加之铁质武器的普及，农民军开始迅速扩散。
到了六月，元朝终于意识到形势不妙，农民军的势力日益壮大，有可能发展成为另一个方家军。但此时农民军已经势不可挡，他们运用掘进爆破战术接连攻克了几座大城，稳固了在北方的立足点，并开始向中原地区扩散。
局势愈发难以控制，元朝终于开始采取行动。答失八都鲁率领的军队首先与红巾军交战。与此同时，红巾军在淮北颍上起义，共和也开始动员。由于明教对中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者仅有号召力而无指挥权，湖北的徐寿辉也在此时发起了起义。
这可是苏星云计划中的重要农业区域，若人口因战争大量减少，将来如何在湖北发展工业？原时空的历史表明，元末战争的残酷导致中原大地荒芜，人口锐减，才出现了山西淮北大槐树的移民事件。湖北对共和的未来至关重要，人口绝不能因农民战争而大幅减少。因此，苏星云下令发起对湖北的战役。
公元1351年七月，一支四万人的部队沿着长江向湖北的中心地带武汉进军，在这条路线上的黄石和蕲州附近，徐寿辉部和元军正在交战。共和军的态度是全力打击。依靠长江补给线的共和军，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像一把铁锤砸碎了混乱的局面。装备简陋的红巾军迅速被剿灭，其中最大的功臣并非共和的枪炮，而是共和军的俘虏政策。
长江补给线承担起了十几万人的消耗。面对同样是汉人的共合军，红巾军在没有种族仇恨的情况下投降毫无压力，甚至主动要求加入共合军共同对抗蒙古人。至于白莲教，很快就被正统大道的宣传所取代。红巾军自认为是汉人，面对以炎黄为最高旗号的正统大道，他们的思想转变非常迅速。
中国人非常实际，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不会执着于虚无的神像。相对而言，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极为重视，有了饱饭和汉人的老祖宗炎黄，共和的进展顺利。基层的建设工作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元军在荆州节节败退，但真正导致荆州元军溃败的，却是另一支军队。
当长江进攻路线的共和军给予元军沉重打击，使其喘不过气来时，共和的另一支轻装部队已经悄无声息地穿越了大别山山区。这支队伍仅携带二十门迫击炮，没有其他重武器，却成功地在元军的防线后方切断了北方对湖北的支援。
湖北的元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背后攻击钉死，整个防线随即崩溃，到处都是望风而降的场景。大量元军士兵纷纷向四川方向逃窜，有些甚至直接绑架了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蒙古贵族全家，作为投降的筹码。现在，世人皆知共和军对待富人严厉，但对俘虏则相对宽容，无需为那些肥头大耳的贵族白白送命。
整个湖北战役，宛如一场闹剧，仿佛是在给王师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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