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看到商机的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的积极推动下，华夏与特卡洛特厂关于这批10架飞机的谈判进展得异常顺利；
甚至没有正式坐在谈判桌前，就在一架伊尔-76的机舱里达成了口头协议。
因为工厂急需资金，而且这些飞机对乌克斯坦而言几乎是无成本的资产，所以最终以总价1.08亿美元成交，平均每架仅需1080万美元。
这个价格在当时对华夏来说已经算是一个大数目了；
但如果放在17年后2014年的背景下看，那时华夏从俄易斯购买的3架二手伊尔-78加油机，每架的价格高达4500万美元。
即便考虑到通货**，1997年的这笔交易无疑是一次“清仓大甩卖”。
为了确保双方不会反悔，第二天还是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正式签订了合同。
然而，当涉及到新型伊尔-76MF运输机的采购时，情况就复杂多了。
新飞机毕竟是全新的产品，尤其是刚完成首飞不久、尚未完全定型的型号，定价自然会高一些。
洛兹科这边坚持每架飞机售价3300万美元，并且要求在未来十年内至少购买36架。
虽然中方对采购数量没有异议，但对单价感到难以接受，认为3300万美元还是太高了。
因此，三方之间的谈判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进展缓慢。
在十一号工程中，竟然节省了大约20亿美元，这笔巨款可不是随便就能送给伊留申的。
这是一笔纯粹的海外采购，不包括任何技术交流。
双方在谈判桌上僵持不下，谁也不愿妥协，导致讨论陷入了死胡同。
“或许我们应该联系那位财神爷，听听他的意见？”
梁语平在一次谈判结束后轻松地提议道。
当许宁第一次听说有封电报是给他的时候，他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虽然他有权了解这些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件事都会直接通知到他——那是高层领导的特权。
何况，电报这种通讯方式，在九十年代后期几乎已经成了古董，这让许宁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过去。
当他从172厂的机要室拿到那份电报时，所有的疑问都烟消云散了。
在一些特定的安全通信场合，电报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甚至到了二十多年后，偏远地区的军队依旧保留着发报机作为备用手段。
这份电报内容详尽得惊人，长到足以让普通职工破产。
许宁快速浏览，也花费了不少时间才读完。
看完前两页，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哇，我竟然做了这么多？”
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许宁确实完成了不少项目，但作为一名技术人员，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前世遗留的问题，以及缩短开发周期。
至于这些努力究竟为国家省下了多少钱，他并没有过多思考。
然而，电报中的一个细节让他大吃一惊：戴国荣提到，购买这批大型飞机的资金，正是来自十一号工程的节余。
仅外汇就达到了至少十亿美元，还不算人民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