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高要看着正在吃力的搬动着石块的民夫，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沉重感。他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项工程会被人们称为暴政。在这里，环境恶劣，气候极端，北方的夏天炎热难耐，冬季寒冷刺骨。而民夫们的食物只有干饼和河水，每天只能吃两餐。他们的工作则是搬运巨大的石块，这种重体力劳动导致大量出汗，进而流失体内的盐分。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使得正常人顶多坚持一两个月后就会彻底崩溃，身体状况严重受损。因此，许多人宁愿选择逃亡也不愿来到北境修建长城。
然而根据秦始皇的政令，对于这些征召的民夫来说，虽然名义上是徭役，但实际上他们享有明确的待遇规定。这一点在出土的秦国律令中有详细记载，来服役的人可以领取一定的工钱；生病时能得到救治；并且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不会过分苛刻地对待这些民夫，这一点高要也在到了秦朝之后查阅了相关的律令的确如此，秦始皇并非如传闻中的那样残暴不仁，相反，他还制定了一些保障民夫权益的政策。或许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政策并未得到有效执行，或者说被地方官员滥用权力所扭曲，
虽然政令本身是好的，但在实际执行时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嬴政的初衷或许并无过错，但他对民心的预估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嬴政对官员的要求极为严苛，远远超过对普通百姓的标准。一旦任务下达，如果无法按时完成，不仅会遭受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丢掉性命；如果耽误了大事，更是会被判刑，甚至有可能被处死。
然而，除了秦国本土的子民外，其他六国的百姓对大秦的认同感自然不会太高。毕竟，统一才刚刚过去几年，各种政令的颁布看似对大秦有利，但对于六国的百姓而言，却未必如此。这些政令的实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尤其是对于那些习惯了原有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改变往往意味着痛苦与不适。因此，他们对新政策的接受程度有限，这也是导致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
嬴政登基后，他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体系。中央政府设立了三公九卿制度，以加强对全国的管理和统治。同时，地方上废除了分封制，取而代之的是郡县制，使得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
在经济方面，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交流。此外，他还下令修建了许多道路，以连接各个地区，方便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往来。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秦朝的经济繁荣。
在社会文化方面，秦始皇实施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统一了文字和车辆规格，使得全国各地的人们能够更好地交流和理解彼此，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虽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但也给原本六国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接受新的文字、计量单位、法律制度和政策。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去适应和调整，而秦始皇却要求他们几乎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变革，这无疑给百姓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因此，尽管秦始皇的改革措施从长远来看是利国利民的，但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却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们需要面对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这也是导致秦朝后期民怨沸腾、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此一来，即使人们知晓修筑长城的目的是抵御匈奴等外族，但内心对这项工程仍充满抵触情绪。尽管秦始皇的政策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当它们传达到各地时，执行方式却可能产生变化。由于无人自愿报名参加徭役，政府便采取强制手段。
秦始皇关注的只是最终结果，无法亲自调查每一件事，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此外，秦国原有的官员数量不足以覆盖所有地区，这使得像常济这样的六国贵族得以投靠秦国并担任官职。然而，对于那些认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嬴政剥削的人来说，不能指望他们全心全意地为大秦效力。归结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嬴政过于急切。如果这些政令能逐步推行，情况将会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