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完故宫，散心完毕。
晚上，我开始跟着陈教授学到的知识，写今天的笔记以及做今后的计划：
我知道，今后，我的开始更加积极地关注股市的动态和各种经济数据的变化。我计划每天都会花一些时间阅读财经新闻和研究报告，了解市场的最新情况。要参加了一些投资讲座和研讨会，与其他投资者和专家进行交流和学习。
在实际的投资操作中，我计划尝试运用空头思维来指导自己的决策。
比如当我看到某只股票的价格连续上涨，市场情绪过于乐观的时候，我应该冷静地分析它的基本面和估值情况，判断它是否已经被高估。如果我认为它存在较大的下跌风险，我应该果断地卖出一部分股票，降低自己的仓位。
同时，我计划要开始关注一些空头工具，比如股指期货和融券业务。
虽然这些工具具有一定的风险，但在适当的时候运用它们可以有效地对冲风险，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我计划通过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法规，了解了这些工具的操作方法和风险控制要点。
在投资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有时候，我的判断会出现错误，导致我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是，我并没有气馁，而是将这些失败看作是学习的机会。我会认真地分析自己的错误，找出问题所在，然后加以改进。
我计划开始学习更加准确地判断市场的走势和股票的价值，也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市场的波动。我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陈教授对我关于空头思维的灌输。
第二天，课堂上，陈伶教授继续讲解道：
“1974 年，西方经济从石油危机中全面复苏，香港经济和房地产也随之重新踏上了快车道。之后，香港又从内地改革开放中获得了持续的经济推动力。从 1970 年到 1990 年代，香港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发展状态，银行存款在这 20 年间竟然增加了 81 倍。如此巨大的财富增长，使得居民财富开始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市。”
我一边认真地听着教授的讲解，一边快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关键信息，心中暗自感叹香港经济曾经的辉煌发展历程。
教授一边在黑板上简单地画着时间轴和数据趋势图，一边继续说道：“居民财富与国际游资的疯狂炒作，让香港房价从 1991 年到 1997 年泡沫爆破前夕整整上升了 4 倍。而且由于大家都看好 1997 年香港回归后的前景，所以在 1997 年 8 月 7 日，恒生指数涨到了 点的历史最高位。而这个时候，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游资其实早已参与其中，并且已经做好了狙击泡沫的准备。”
我忍不住举起手来，问道：“教授，那索罗斯他们是怎么能够如此精准地找到这个时机来进行做空操作的呢？”
教授微笑着回答道：“这就涉及到他们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和精心策划了。他们一直在观察市场的各种迹象，包括经济数据、市场情绪等等。当市场出现一些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漏洞或者机会时，他们就会果断出手。”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继续聆听教授的讲解。
“1997 年，索罗斯攻击香港采用的办法是在纽约外汇市场卖空港币和股指期货。从 1997 年 5 月开始，以索罗斯为首的炒家们精心设计了一个连环计。”
教授详细地阐述道，“这正是香港金融界人士所担心的，他们通过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互动作用，利用现货和期货两种工具，多方设下陷阱。索罗斯做空港股主要分为三部曲。
第一是预备期，炒家们低息借入港币作为弹药，并在期货市场上抛出港币，同时沽空期指；
第二是造市期，一旦外围市场出现有利于炒家的机会，便大肆散布谣言，抛售港元，迫使港府‘挟息’，也就是推高利率，造成恒生指数暴跌，然后借货抛空股票；
第三是收获期，当恒生指数暴跌时，淡仓合约平仓，炒家们就带着钱离去。”
我在心中暗暗惊叹索罗斯他们的手段之狡猾，同时也在思考着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应对。
“当时索罗斯联络了全球各国的几家大型基金，秘密地开始买入香港股票。要知道，港股是可以通过券商从世界各地购买的哦。
而且这种买入是持续性的，使得港股从 1996 年的低点开始不停地上涨，引发港人疯狂地追随，造成恒生指数不断地突破新高。”
教授顿了顿，继续说道，“索罗斯在 1997 年上半年不断推升股市，接近最高点时，他分散隐蔽，但不断地开了大批六月底交割的股指期货的空单。
港府一直紧密地监视着这股神秘的力量，越临近 7 月 1 日，港府对于对方的动机和操作策略越是了如指掌。
但问题是，港府的外汇储备尚无力单独应付可能的金融袭击。于是，香港财政高官秘密进京，得到了中央将不遗余力地、倾中国外汇储备之全力支持的许诺，一场金融大决战就此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