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个旁观者一样木然的看着，却又不是完全的木然。
在理性的角度上，它们对我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可是在感性上，我对那些第一次看到的画面、产生了一种微妙的熟悉感，仿佛那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是十一号……我是庄湘的师兄……是肖海的发小……是杨佩宁的学生……”
随着感性上的“熟悉”逐渐累积，我开始在画面中加入自己的声音，试图以此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让自己尽量保持在客观的角度上——可惜效果不是很好。
在决定“记忆植入”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或者说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忽略了一个情况。
“记忆植入”需要的“两个小时”，是现实中、也就是肖海在等待中经历的时间。
可是对我这个记忆受体而言，我所经历的，是名为“伊南娜·塔布里特”的42年——实际没有这么久，不过肯定比我记忆中的、“我”的人生要久一点。
这是一个危险的情况。
在“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中，有一个可以简单辨别主副人格的方法，就是确定不同人格的“记忆时长”。
通常情况下，主人格受到超出心理承受极限的重大刺激、又无法向外界寻求帮助时，才会将创伤体验转向内部“分裂”进行消化。
因此，副人格的出现时间必然在主人格之后，所以副人格的“记忆时长”，通常是比主人格要短的。
当然，这个方法的结果并不完全准确，毕竟人格分裂的诱因不同，不同人格的记忆可能完全隔离，也可能出现单向渗透、或是不定向的碎片化渗透。
但这不影响我将要面对的难题——作为一个“人格”，在“20多年”和“42年”的两份记忆中，我会认为哪份才是“我”的真实记忆？
理性上告诉我要选择前者，可是那42年的经历在我脑海中闪过、在感性上积累了极其庞大的“熟悉感”之后，我恍惚了。
透过记忆，我几乎看到了伊南娜的一生，其中包括她对苏美尔语的所有研究和理解，但更多的，还是那些生活中的琐碎点滴。
无论是她想让别人看到的、还是不想让别人看到的。
我看到她15岁的第一次接吻，对方是从隔壁小镇来的、一个叫加菲的转校生。
我看到她17岁的第一次崩溃，叛逆期的她和父母吵架跑出家门，父亲外出寻找她的途中，被一辆酒驾的车撞进了墙里。
我看到她结婚、怀孕、生子，又因为种种琐事导致离婚、只能在每周五的下午去接孩子，共度周末之后再把孩子送还给前夫。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细枝末节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恰恰是这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构建出了一段比我所知道的、更加真实的人生。
这让我的选择倾向发生了动摇，于是我开始刻意忽略那些“生活”，但这似乎不是我能控制的。
即便我努力想要无视、或者不记住那些东西，可它们依然以某种强横的姿态，粗暴的录入我的大脑。
而在那些生活的琐碎超过某种阈值之后，就像滴水穿石一样，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穿透了我拼命建造的心理防线。
“我是十一号……我是……十一号……我是……Eleven……I am……Inanna·Tab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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