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道义上来讲，为君父报仇，解救迎回二圣，是天经地义的大事。可是这正是宋帝赵构最为担心的地方。
因此，起居郎胡寅的奏疏切中时弊，刚才上奏，皇上和权贵看到后大怒，就把他免职了。
宰相权贵们时刻准备着逃跑，下面基层的官员更是无心防备，整日寻欢作乐，浑浑噩噩。
绍兴元年（1131年）春正月，金人看到陕北榆林久经战乱，居民逃逸，荒凉不堪。于是准备从甘肃天水县强迫一些民众徙治榆林。结果天水县的承奉郎、知县事赵璧正在饮酒受贺，忽然金敌骑兵三百人突然闯入，宋军士兵根本来不及反应，就直接在坐位上绑缚赵璧以及统领官雷震、主簿张昔等人扬长而去，准备让他们带领民众治理榆林，结果赵璧等人不屈被金人残杀。
中书舍人洪拟看到朝廷权贵腐败堕落，于是趁着与宋帝赵构谈论的时机，给宋帝赵构说“章、句、书、艺这些雕虫小技恐怕不是帝王应该做的事情。”
宋帝赵构说：“人欲明道见礼，非学问不可。惟能务学，则知古今治乱成败与夫君子小人善恶之迹。善所当为，恶所当戒，正心诚意，率由于此。”
范宗尹也说：“人主确实应当以学习为主要任务。”因此上奏了唐代大奸臣仇士良给他的学徒门生说说的话。
仇士良（781年～843年）字匡美，唐朝宦官。早年入侍东宫，唐宪宗李纯嗣位后，迁内给事，出监平卢、凤翔等军。元和至大和年间，数任内外五坊等使，封爵至南安郡公。唐文宗李昂与李训欲杀王守澄，以他与王守澄有隙，擢其为右神策军中尉。李训谋诛宦官，被仇士良发现，挟帝还宫，遂杀李训、舒元舆、王涯等，两军公卿半空。史称“甘露之变”。事后，仇士良加特进、右骁卫大将军。唐文宗自此成为傀儡，曾自叹不如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家奴。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唐文宗死后，仇士良废杀太子李成美，拥立唐武宗，升任骠骑大将军，晋封楚国公。武宗表面上对他尊宠，进其职为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实际上心怀不满。不久，仇士良被降为内侍监、知省事，自请回家养老，死于家中。仇士良在朝，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
唐武宗即位后，逐渐削弱宦官的权力。晚年的仇士良深感不妙，便主动提出辞官。唐武宗开始不答应。但是仇士良一而再再而三地请辞职，唐武宗最终答应了，同意他回家养老。
临走的时候，他的那些太监“徒子徒孙”都来为他送行，都请他传授为何能“荣宠不衰”？
《新唐书》记载说：
士良之老，中人举送还第，谢曰：“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众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众再拜。
仇士良的大意就是说：“你们要想权势不衰，就千万不能让皇帝闲下来。因为他一闲下来就会去看书、去思考，就会召见一些有学问的大臣来问话，听取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如此一来，他就会变得聪明有智慧，就会减少玩乐和外出游幸。这样我们这些人就会恩薄权轻。从大家利益考虑，不如多多地增添财货，饲养鹰犬良马，每天都以击球打猎以及声色去迷惑皇帝的心，使他纵情享受，穷奢极侈，沉溺其中而不能停下来。这样他就不会读书治国，更不会去想天下大事，一切也就都掌握在了我们的手里。恩泽权力谁还能夺得走呢！”
这段经典名言，之后成为了天下奸佞之臣的圣典，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当宋帝赵构被范宗尹再次提及这件典故时，猛然醒悟。
当时，朝廷腐败，许多大臣里应外合，与一些北方金人地区的官员互相勾结，伪造假冒宋帝赵佶、赵桓的密诏、文檄、蜡弹之类文书，讨要奖赏，讨要金钱和物资，然后从中牟利。
因此宋帝赵构下诏江、淮州军说：“自今有金国南归之人，赉到二圣密诏、文檄、蜡弹之类，未得奉行，具奏听旨，违者重置典宪。”
然而，朝廷究竟是战、是和、是守、是逃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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