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在皇帝位置上坐久了，李煜逐渐发现，根本不像电视剧里、甚至史书里描写的那样，什么“酒池肉林”，什么“佳丽三千”，什么“荒淫无度”，这种有益身心的活动，根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
因为每天一睁眼，无数的事务等待着他处理，大事还好，自己给个意见、明确方向，大臣们负责具体执行，可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只能亲力亲为。
比如要成立“军鸽部队”，就要解决编制问题，李煜在南唐现有的“三省六部制”中扒了一圈，也没找到类似的职务。
最接近的，就是管理驿站的职务系统，也就是尚书省兵部下面的驾部郎中（中央）主抓，到了地方，驿站管理由节度使、州府兵曹、参军、司兵等负责。
很显然，这些职务管人、管马还行，让他们养鸽子，纯粹扯淡，这个是技术工种——要么把鸽子养死，要么把鸽子养成鸡——所以，必须设置专门的职务。
就叫“飞信郎中”吧，各地设置飞信奉郎，啥事儿不干，专门养鸽子。
由此一来，形成“驿站+信鸽”的协同系统。
李煜在思考“养鸽子”的同时，身处陈州的赵匡胤，却被人“放了鸽子”。
放他鸽子的人叫郭从义，虽然也姓郭，但与郭荣没啥关系，而且，这人是沙陀族，一个典型的“乱世武将”。
乱世武将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侍奉多朝”，郭从文先后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当过官，还是李存勖的养子，与刘知远交情莫逆，推荐他担任马步军都虞侯。后汉时期，逐渐从西北调任中原，先后担任郑州防御使、永兴军节度使。
后周建立之后，郭从文如鱼得水，深得郭荣的信任，先后担任忠武军、天平军节度使，被册封为中书令、开府仪同三司。
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二月份跟随郭荣征讨淮南，十月结束之后没有返回汴梁，留在徐州，册封为武宁军节度使。
乱世武将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就是“灵活的忠诚”，背叛是家常便饭。
在赵匡胤建立“许州政权”之后，郭从文就一直谋求建立合作关系，只不过，徐州的位置距离太远，中间还隔着一个亳州，他敢有什么想法，尹崇珂肯定不会饶了他。
一直到“许州政权”更迭为“陈州政权”之后，赵匡胤又开始在黄淮地区招兵买马、吸纳流民，队伍迅速的壮大，郭从文再度动了心思，派人前去联系赵匡胤。
赵匡胤接到消息之后，自然是高兴万分，他对郭从文也是有了解的，两人关系还算融洽。
历史上，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郭从文就曾经向赵匡胤示好，希望能够追随他亲征，征讨李重进，但是当时赵匡胤觉得他“城府极深”，就没同意。即便如此，为了安抚郭从文，还是给他升了官（河中尹）。
今时不同往日，只要有人愿意投靠，赵匡胤不穿鞋去欢迎，当即就回复，让郭从文伺机领兵南下，前往泗州与曹彬、张令铎、王政忠汇合，共同对付李重进。
事情顺利的话，这一次，郭从文就真的能和李重进干一架了，只不过，“灵活的忠诚”定律在最后关头，发挥了作用。
“契丹南下劫掠”的事情，震惊了汴梁政权的张永德，王溥、王朴、李谷、窦仪等一众大臣商议之后，决定放弃“防守政策”，或者说是放弃对赵匡胤的“招抚政策”，全力解决河南、安徽境内的麻烦。
九月初十，魏仁浦签发枢密院令，大将潘美从淮南招讨使胜任的东南面行军大都督，在洪泽地区驻军三万的基础上，又调拨两万人马，王彦超、刘守忠分别册封为镇淮节度使、节度副使，有权调动徐州、宿州、滁州等地军队。
原本，潘美担任淮南招讨使的时候，人马就已经在洪泽地区驻扎了，只不过，考虑到李重进的面子问题，一直是在洪泽湖北东北，主要目标是保护京杭大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