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时后，老妇人带来的白银，全部清点称量完毕，并为老妇人办理了购买记名债券的手续。蔡海生亲自把战争债券的购买凭证交给老妇人：“老祖宗，您收好喽，十年后就能变很多钱了。”
老妇人摇头：“我老了，早就用不上了。”
“老祖宗，您会长命百岁的，我们还要和您一起见证国家复兴呢！”蔡海生恭敬地说道。
“国家复兴？”老妇人一时神往。
类似的一幕，在整个长城以南，长江两岸，不停的重复着。购买特区政府的战争债券，已经成了整个大清百姓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放下一切，一大早就去排队。
一个乞丐把自己攒了半年的200文钱，拿出来购买战争债券。柜台的业务员是含着泪帮他办理的手续，那一天是那个乞丐人生中第一次拍照片。灿烂的笑容，蓬乱的头发，破烂的衣服，在快门按下的一刹那定格。
一位年老色衰，独居多年的青楼女子，也把自己攒下的钱，拿出来买了战争债券。
一个自称是小偷的人，把自己偷来的全部拿出来购买战争债券，在柜台前发誓，再也不偷了。
一位不到十岁的报童，也把自己攒了一年的3000文钱，拿出来购买战争债券。但是很遗憾，他太小了，又没有家人，东北农业银行无法为他办理手续。
上到富商，下到贫苦百姓，踊跃购债，争先恐后。战争债券的销售，烈火烹油，如火如荼。而且，不只一地，是全国性的购买狂潮，用“热潮”已经不能形容其壮观景象。
这让整个北京朝廷和所有列强大跌眼镜，简直匪夷所思，简直天方夜谈。
最开心的要属德国驻朝阳领事乔纳斯，多日来的纠结、沉闷、懊恼、气愤，一扫而空。他又开始庆幸，没有把三天前写好的报告，发回柏林。
他开始思索，清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会热衷于购买战争债券？为什么会相信禁卫军？从主动接受清国朝廷的招安开始，回顾禁卫军的发迹过程，禁卫军并没有为长城以南的清国百姓做什么。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努力建设自己管辖的这片土地，却把货币发行到整个大清国，用低成本的廉价金属和更低成本的纸币，换来大量的高价值原材料。这无异于光明正大的抢劫，但是却没有人反对，没有人说不。
为什么会这样？这在欧美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国家先从金币银币开始，一点一滴的建立起货币信用。而禁卫军直接跳过了这一步，用特区政府的权力，强行确立自己的货币信用，不是金本位，也不银本位，而是权力本位。权力本位，真的靠得住吗？真的就这么简单吗？还是说，清国是个特例，是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乔纳斯陷入了沉思之中，因为他想不明白，因为他没有看透货币的信用本质——能买到东西才叫货币。
仪銮殿里，慈禧太后手里抱着暖炉，望着雪片纷飞的窗外，也陷入了沉思之中。突然又自言自语道：“我们又猜错了，没想到居然有那么百姓相信他们。”
光绪皇帝也默默地点头，轻声道：“我们还是小看他们了。但是，回顾一下这三年来发生的一切，这又是必然的结果。”
慈禧太后、袁世凯、铁良，同时看向光绪皇帝，听其下文要说什么。
光绪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同治十三（1874）年，朝廷为了巩固台海防卫，第一次发行国债，这是我大清第一次借债，出钱的是香港上海银行。”
光绪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面向慈禧太后、袁世凯、铁良三人，继续道：“从同治十三（1874）年到光绪十三（1887）年，我大清共借债11次，其中7次是通过香港上海银行。甲午战争前后，我们借款3.5亿两，香港上海银行独占1.33亿两。左棕堂（请不要计较名字写的不对，我怕他的后人找我）为了平定新疆叛乱，三次向香港上海银行借款。”
“庚子赔款，我大清向八国联军赔款4.5亿两白银。这个数字，意味着4.5亿大清百姓，每人赔一两，相当于我大清12年的全部税收。”光绪做了一个卡自己脖子的动作：“从我开始，到普通百姓，全都要把脖子扎上，全都不吃不喝苦干12年才能还清，而且，这还只是本金，后面还有相当于一倍本金的利息。”
光绪继续：“又是香港上海银行的设计，由他牵头，放款给我大清，我们拿关税收入做抵押，他们就可以直接去海关提钱。”
光绪一边磨牙，一边摇头：“香港上海银行的人说，为了让他们看到大清的诚意，关税必须要让英国人来管。荒唐啊——”光绪突然大吼道：“我大清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竟然是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来担任，而海关独家代理银行，就是香港上海银行。”
光绪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从此，香港上海银行主宰了我大清的经济命脉。我们发行国债、割地赔款，必须由香港上海银行来主持，我们王公大臣的亿万家产，都要交给香港上海银行来打理，我们自己的海关、盐关、汇率主权，全部掌握在香港上海银行手里，我们的纺织、煤矿、电气、造船、烟草等实业部门，几乎被香港上海银行控制的外资公司垄断。”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更可恨的是……”光绪越说越激动：“香港上海银行开业后，直接立了一条奇怪的规定，凡是我大清人与香港上海银行的业务往来，必须从后门进出。这是最直接的歧视，奇耻大辱啊！奇耻大辱啊！”（这可能是走后门的由来）
光绪抬起双臂，像是要拥抱什么，他的声音也平静下来：“说了这么多，我想说，这一切，因为禁卫军的出现，改变了。特别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国家建设债券发行后，迅速的改变了。到两次大凌河战役后，一切都变了。我们直接换掉了英国人赫德，重新夺回了海关、盐关的控制权。我大清的生意人，再也不用跪下求香港上海银行的买办，直接去找特区的五大行，任何一家都可以，而且是从正门昂首走进去，不用低三下四。特区五大行的人，把我们当大爷一样伺候着，和香港上海银行对比，天差地别啊！”
光绪最后下结论：“禁卫军通过国家建设债券和两场战争的胜利，直接拔掉了列强在我大清的金融根基，所以说，老百姓相信禁卫军是必然的，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们再也不想回到从前，再也不要卑躬屈膝，仰人鼻息地活着，所以，他们就是拼命，也要保住禁卫军。”
光绪坐回椅子上，继续说道：“相信禁卫军的不光是普通百姓，还有王宫大臣。庆亲王在今年八九月间，分六次，把存在香港上海银行里的270多万两黄金提走了，听说转存进了东北银行上海分行里了。你们猜猜看，他会不会买战争债券。”他知道，眼前的三个人，没人知道，于是直接说出答案：“他把270多万两黄金，全部买了战争债券。”光绪从怀中拿出一份奏折：“这是庆亲王向朕告罪的折子，因为他买了战争债券，他以为朕会生气。”
“还有……”光绪看了一眼袁世凯，继续补充：“袁中堂的长子袁克定，已于三天前，在东北邮政银行北京分行，购买了120万两战争债券。”光绪还轻声的向袁世凯确认了一下：“朕说的对吗？”
袁世凯的屁股像是长了弹簧，一下子弹起来告罪：“臣有罪，臣教子无方，请陛下赐罪。”
光绪瞥了袁世凯一眼：“朕，没有责怪你的意思，禁卫军能打赢战争，对朝廷也有万般好处，你儿子做的很好，当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