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玉说他的脊髓伤永远差两厘米就能站立。那是一个下着小雪的午后，天空灰蒙蒙的，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蒙上了一层轻纱。我静静地站在诊疗室里，目光紧盯着屏幕上放大的 MRI 影像，心情沉重得像铅块一样。
温玉的激光笔停在商司瀚脊柱的某个点上，那里有一小段模糊的阴影，就像一片乌云遮住了阳光。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静地说：“L1 椎体完全断裂，但奇妙的是，损伤刚好停在神经根分叉处上方两厘米。”他的声音在安静的诊疗室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敲打着我的心。
我凝视着那两厘米的距离，感觉它就像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激光笔的红点在那两厘米的距离上来回移动，仿佛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丈量着希望与绝望之间的距离。我突然想起了大学入学那天，阳光明媚，而我却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差点摔倒。
那年我十六岁，刚以全县第三的成绩考入海城大学。九月的阳光还很毒辣，我拖着两个大行李箱，站在校门口，仰头看着鎏金的校名牌匾，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然而，就在我沉醉于这美好的时刻，我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台阶，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
摔倒只是一瞬间的事。我的膝盖重重磕在花岗岩上，行李箱滑出去老远，新生资料撒了一地。周围响起几声惊呼，我手忙脚乱地去捡，却听见一阵不寻常的声响——金属摩擦的"吱嘎"声，伴随着电机急促的嗡鸣。
转头看去，一辆黑色轮椅正以惊人的速度冲下斜坡。轮椅上的男人穿着深灰色西装，左手死命拉住失控的轮子，右手却无力地垂在身侧。他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惊恐，灰蓝色的眼睛死死盯着我。
"小心——"
他的警告还没说完，轮椅就撞上了路缘石。那个优雅的身影向前栽去，重重摔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商氏集团最年轻的董事商司瀚，我的学长，也是后来的丈夫。但在那一刻，他只是个狼狈的陌生人，趴在地上，徒劳地试图用一只手臂撑起身体。
"别动！"我顾不得膝盖的疼痛，冲过去想帮他。
"站住！"他突然厉喝，声音里的威严让我硬生生刹住脚步，"就站在那里...叫保安...不要过来。"
我僵在原地，看着他像条搁浅的鱼一样挣扎。阳光照在他苍白的后颈上，那里渗出细密的汗珠。直到保安赶来扶他回轮椅，他才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让我浑身发冷——他的眼神里没有感激，只有某种深不见底的屈辱和愤怒。后来我才明白，对一个骄傲的男人来说，在最脆弱的时刻被陌生人目睹，比摔伤本身更难以忍受。
从那天起，两米成了我们之间默契的距离。每周三的校董讲座，他坐在台上，我站在最后一排；图书馆偶遇，我永远停在两米外的书架旁；甚至毕业典礼上，当他把优秀毕业生证书递给我时，我也只上前一步，伸长手臂去接。
两米，大约等于一个轮椅转身的空间，足够给他保留尊严的余地。
直到我们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