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麻尾
1996年，我被单位派往黔南独山的麻尾小镇挂职扶贫。麻尾，地处贵州通往广西的要道，有着贵州南大门之称，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古老集镇。这里虽小，却因抗战末期日军的进犯而略有名声。
初到麻尾，细雨奇冷。县政府派人派车将我们送达，镇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们早已等候。县委组织部的同志把我们一一介绍后，我们被安排住在兵站内的“南门宾馆”，接着便是接风洗尘的饭局。从州里到县里，再到镇里，一路吃来，我仿佛在这“吃文化”中叩开了中国社会基层生活的大门。
第二天，我随镇长前往一个叫“尧拉”的村子考察。村子原是瑶人居住，如今住的全是布依族人。镇长布置烤烟和包谷的种植任务，我也由此开启了人类学田野考察。可在与农民和干部的交流中，我发现了“强制性扶贫”的问题，政府的单向指导让农民利益受损，还失去了对科学和政府的信赖。干部们在指导农民生产时的尴尬与滑稽，更让我意识到要虚心向农民学习，他们才是生活的大师小镇百态
在麻尾的日子，我目睹了小镇的诸多现象。赶场时，街上热闹拥挤，卖猫狗、卖菜、打台球、放录像的应有尽有，口音杂七杂八，尽显两省交界的独特景象。运输车辆往来，物资流通看似不错，可深入了解后，却发现基层工作存在诸多问题。
计划生育工作难搞，干部方法不当，对政策吃透不够，还存在大量钉子户，甚至部分是领导亲戚。镇里开会节奏缓慢，讨论多无实质性结果。干部们迎来送往，吃喝之风盛行。我曾听闻经济学家估算政府每年用于吃喝的费用惊人，在麻尾，我也切实感受到了这种风气。镇政府授予我签单吃饭的权力，虽我未用，但这背后反映的权力与欲望的关系，让我深思。
我还接触到南寨的莫××一家。莫原是土改干部，妻子曾是乡妇联干部，后因生活困难回家务农。大儿子被镇干部误认为“车匪路霸”，大儿媳两年前被逼死，镇派出所干部却因镇领导包庇未妥善处理此事，一家人生活在阴影中。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看到了基层一些干部的不作为和对民众的伤害。
扶贫之艰
扶贫工作中，我看到农民用水困难，打井不出水的场景如同电影《老井》。这里属石灰岩地质，地下暗河多，地上不蓄水，用水不便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卫生问题。镇干部认为农民懒、不讲卫生，可农民的解释是缺水导致无法搞好卫生。贫困与环境的适应性，在麻尾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习惯了贫困，也习惯了脏污，这让我对人类学中环境与文化的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参与处理农民的纠纷，如南寨两农民因园边三株小树打架，来找我调解。这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关乎农民的面子和在当地的地位，处理不好可能酿成大事。而基层政府往往不愿处理这类琐事，因为考核干部更看重政绩，而非处理民众问题的能力和与农民的关系。
在麻尾，我也见证了干部的升迁与应酬。杨书记调去县农业局当局长，全镇干部大庆，晚上去卡拉OK庆祝。新书记江书记调来，同样是干部陪同吃饭庆祝。迎来送往间，工作似乎在吃喝娱乐中推进，而扶贫的实际成效却在这过程中显得有些模糊。
离别与回望
终于，我离开麻尾的日子到了。没有送别，没有鲜花和眼泪，我在火车上读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觉得麻尾就如同马桥，有着独特的故事和韵味。后来，我参加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提交的《贫困问题的人类学研究》论文未被打印，可我并不在意。当看到《扶贫手记》的样书，听着人们的褒奖，我脑海中浮现的仍是麻尾那些艰难而耻辱的日子。
在麻尾的一年，见证了扶贫工作的复杂与艰辛，看到了基层社会的百态。这里的人和事，如同拼图，拼凑出一幅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实画卷，让我难以忘怀，也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眷恋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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