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星期天到来了，五明和晓萍带着儿子佳佳，并和永洪一家，去参观一座隆昌石牌坊。这座石牌坊位于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金鹅镇南北二关（成渝古驿道古关隘），现存清代时期的石刻牌坊群堪称中国石牌坊之冠。
他们乘坐工厂到隆昌的公交车来到县城后，再步行一公里到达了牌坊所在地。这是一座功德坊，上面刻满了精美的图案和文字，记载着古代人们的功绩和荣誉。五明和晓萍仔细地观察着每一块牌坊，感受着历史的沉淀。儿子佳佳则对这些古老的建筑充满了好奇，不停地问东问西。而永洪一家也被这些壮观的石牌坊所震撼，纷纷拍照留念。
郭王氏功德坊坐落于隆昌县城南的土地坎云峰关外，它始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的腊月，乃是为了表彰和纪念那位乐善好施之人——诰封中议大夫、遂宁县教谕郭人镛的妻子浩封淑人郭王氏而建。这座牌坊的建立，并非由官方出面操办，而是由郭王氏的子孙们谨遵皇帝的旨意，自行建造而成。
郭王氏出生于泸州举人之家，其祖父是湖北安襄观察使王方山，父亲则是同知王双峰。自幼时起，她便熟读诗书，颖悟过人，对于规范礼节更是极为看重。她言辞谨慎，行为端庄，侍奉公婆尽心尽力，帮助丈夫勤奋学习，尊敬长嫂，事必躬亲，无论大小事务都亲自处理，因此得到了家族上下的一致称赞。
永洪耐心地向众人解释道：“这‘举人’乃是中国古代地方科举考试中试者的称呼。其原意是指那些被推举到京城参加会试的人，也可以说是所有应考者的通称。在唐代，各个地方的乡试合格者需要进京参加会试，因此才有了这个称谓。而到了宋代，则成为乡试各科中试者的统称，通常被称为举子。不过，宋代的举人在被解送进礼部之前，还必须经过一次考试，有点类似于后来的乡试。如果举人在礼部的会试中落榜，仍然需要再次参加乡试，才能继续参加下一次的会试。一旦举人通过会试登科，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但他们并没有‘出身’，也就是没有正式的进士身份，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等义务。这种情况在金代和元代也是一样的。到了明代和清代，举人则专门用来指代乡试中的合格者，并成为一种出身资格，意味着他们已经初步具备了进入仕途的资格。清朝末年，除了文科举人和武科举人外，还出现了法科举人和理科举人等新的科举类别。然而，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中国的科考制度正式宣告结束。尽管如此，对于那些留学归来的学生们，政府会对他们进行考试，并根据成绩给予相应的奖励。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将被授予进士出身，而成绩优良和中等的则分别获得举人出身，并各自加上特定学科的称号。”
永洪说，“举人这个身份意味着通过了全省范围内的科举考试（乡试）并且合格。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孝廉”。乡试通常每三年举办一次，由于时间安排在秋季，因此也被称为“秋闱”。主持乡试的官员通常是进士出身的各部官员或者翰林学士，而监考则由各省的行政长官担任。
参加乡试的考生必须具备秀才的资格。考试地点位于各个省份的贡院。乡试分为三场，考试内容包括八股文、试帖诗、表、判、论以及策等。试卷需要经过专人抄写后才能交到考官手中，以防止作弊行为。一旦确定了及格的人员名单，就会在巡抚衙门门前张贴榜单。因为这时正值桂花盛开，香气四溢，所以这张榜单也被称为“桂榜”。中了举人也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日后即使会试不中也有作学官、当知县的机会。”
永洪说道：“这‘观察’啊，乃是清代对道员的一种尊称呢！话说回来，在唐代中叶以后，当时并没有设立节度使的各个道都设置了‘观察使’，这可是州以上的高级长官呀！到了清朝的时候，又分为守道和巡道两种，每一个省份内都会设有某个专门的项目，他们的地位有点像唐朝时期的观察使哦！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分守、分巡道员也负责管理府州事务，于是就借用这个称呼来尊称道员啦！”
永洪详细地说道，颖悟这个词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非常聪明，具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和悟性。就像《晋书·王戎传》中所描述的那样，王戎自幼就聪颖过人，神情气质都显得格外出色。明代的徐渭在《陈山人墓表》中也提到，陈山人天生聪慧，与众不同，十几岁时便已经对古代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小谢》里更是描述了一个非常聪颖的人物，一经教导便能领悟，只需指示一遍，无需再次询问。
接着，永洪进一步解释道，郭王氏是郭玉恋的二儿媳妇，她深受公公乐善好施精神的影响，乐于助人。她的丈夫郭人镛曾经担任过遂宁县的教谕一职，但上任仅三个月后，因为父母年老生病需要照顾，他毅然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承担起家庭的重任。而郭王氏则全心全意地协助丈夫处理家务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郭人镛是一个心系故乡、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人。他的妻子郭王氏也非常支持他的善举，不仅如此，她还亲自捐赠了两千两银子，用于购置田产，以确保育婴堂有足够的资金来照顾和养育婴儿。由于郭王氏的慷慨解囊和乐善好施，郭氏家族的成员们决定请求朝廷为她建立牌坊，以示表彰。
隆昌知县萧延禧得知此事后，便将郭王氏的善举详细地报告给四川总督丁宝桢。丁宝桢对郭王氏的行为深感钦佩，于是向礼部上奏，请求朝廷给予嘉奖。礼部接到奏折后，又将其转呈内阁，最终呈报给皇帝。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批准了郭王氏建立牌坊的请求，并赐予她“乐善好施”的匾额。这个荣誉不仅是对郭王氏个人的认可，也是对整个郭氏家族的赞誉。从此以后，郭王氏的善名远扬，成为当地人民敬仰的楷模。而这座牌坊也见证了她的善良与慈悲，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永洪说：“育婴堂是旧时社会中的一种慈善机构，专门收养那些被遗弃或无法得到家庭照顾的婴儿和儿童。这些孩子通常来自贫困家庭，他们的父母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承担养育责任。”
他继续说道：“在那个时代，许多贫困家庭都面临着经济困难和生存压力，而育婴堂则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当一个家庭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时，可以选择将其送到育婴堂，由那里的工作人员负责照顾和抚养。”
接着，永洪介绍了育婴堂的运作方式：“一旦孩子进入育婴堂，会有专人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提供食物、住所和医疗保健。同时，也会尽力寻找合适的领养家庭，让孩子们能够重新融入社会。如果找不到领养家庭，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在育婴堂度过整个童年，或者被转移到其他福利机构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
最后，永洪强调了育婴堂对社会的重要意义：“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同时，也要关注那些仍然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儿童。只有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平等的机会和尊严。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之下，育婴堂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了。起初，这些育婴堂都是民办性质的，由官府倡导发起，而运作资金则来自于地方民众的捐助。比如，各地的行政长官会带头每月捐资，然后呼吁地方的乡绅和富户也参与捐助。由于这种善举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民众们纷纷踊跃捐资。只要有人送婴儿过来，育婴堂都会一概接收并予以抚养。孩子们长大后，可以选择自己独立生活，也可以被亲生父母领回去。此外，社会人士也可以领养这些孩子。通常来说，育婴堂的养育方式分为堂养、寄养和自养三种形式。堂养是将婴儿留在育婴堂里抚养；寄养是由育婴堂聘请的专职乳母把孩子带回家里养育，并定期送回检查；自养则是由婴儿的家领取抚养费，然后自行哺乳。寄养和自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幼婴堂的场地及人手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