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录事司成立时，将宋时三城及番禺、南海二县在城中居住的民户划归其属下。南海县与番禺县衙门只能迁于城外。
衙门前厅后堂，录事司的所有官员正围坐于前厅之中，进行“圆议”。
元朝时代的县级管理机构，与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原本应当为一县之长的县令或是县尹，几乎成为了一种摆设。
朝廷派出的达鲁花赤，虽然与县尹平级且只负责监督之职，可是实际上却是最高的掌权者。
元朝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朝代，在马上夺得天下，却始终不愿意下马治理天下。取消科举，不仅断绝了读书人正常的晋升渠道，也关上了通过科举筛选县级官员的大门。
灭宋之前，北地区域县级官员主要源于汉世侯各自的势力，县官大多由世侯直接指派。
宋灭之后，一大批降元的宋官被任为县尹。还有一些获得军功的将领，转为文职，被任为县官。
然而，无论是汉世侯的门人子弟还是故宋降官，都无法得到朝廷真正的信任。这也是朝廷向各地派驻达鲁花赤的最主要原因。
而那些转为文官的武将，虽然最受朝廷信任，可是这些武将中的绝大多数人，连大字都不识。他们在战场上可以奋勇拼杀，在民政管理上，唯有依靠手下的低级官吏。
加上以蒙古人为主的达鲁花赤，基本上不会汉语，与下属的沟通都有障碍，更别说实施管辖的权力。
于是，朝廷便发明了这种“圆议”的制度。
但凡涉及辖区内重要事项，几位官长需要坐于一堂，共同商议，并形成连署意见。
此时，正在录事司衙门内，进行“圆议”的，便有录事司达鲁花赤、相当于县尹的录事、相当于判官的录判，以及首领官典史。
还有专为达鲁花赤服务的通译。
主位上，坐的是一个肥胖的蒙古人，录事司达鲁花赤兀哈。
此人原为大将塔出手下。塔出虽然是畏兀儿人，却是忽必烈宿卫出身，可谓根正苗红。攻宋之战中，随丞相伯颜南下，直入江西，以江西都元帅职领兵平定广东。因功得授江西宣慰使，再升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
如今江西行省各地的达鲁花赤，多为塔出手下。
有这样的一个军中大佬为后盾，兀哈在广州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只是数年之前，塔出入觐大都因病去世，人走茶凉，其麾下势力自此沉寂。兀哈的行为也收敛了许多，到底没做出过多天怒人怨之事。
在兀哈边上，与他一样身着绿罗官服的录事赵若冈，本为宋人。
当年，元军兵指广州，广州安抚使方兴弃城而走之后，赵若冈接过广州防务。发誓要与元军抗争到底，并焚毁城内大半房屋，哪怕城破也绝不给元军留下片瓦。
结果，元军兵围广州城八天之后，赵若冈终于开城而降。而接受他投降的，则是早两年降元的吕氏子弟、襄阳大将吕文德之子，吕师夔。
发誓抵抗的赵若冈，还是活成了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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