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结束后，笔记本电脑返回桌面。塔里木湿地的夕阳下，三张笑脸无拘无束。姜南安静地盯着屏幕，忽而垂下眼睫。
“古丽不是古丽”，这件事对倪女士的打击很大。好在很快她们又找到新思路。
“六六年底你就从七团调走了，七六年才回上海。这中间还有十年，你的古丽应该是那时候生的。”徐英华说，“按小姜的说法，你可能只是记岔了。”
“真是我记岔了？”倪女士将信将疑，听完姜南转述的“心理专家意见”，又开心起来，“对对，是我老糊涂了。我调去了别的团场，我的古丽一定在那里等我。”
至于她调去了哪个团场，场部服务中心已经查不到了。那时候纸质档案遗失严重，一纸调令更是难查。
徐英华也只记得是从农一师调去了别的师：“当初你表现好，特别受重视。那边缺人手带队，就把你抽调过去。本来讲好借两三年再回来，我还一直等着，哪晓得就再没有下文。”
好在倪爱莲调走几年后还来过信，她一直好好收藏着。现在翻箱倒柜找出来，信封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信里也没有提到明确的地点，只是简单描述了到处是风沙的工作环境，“这里”比七团更忙碌的工作状态，表达和朋友两地分开，一心共建的决心。
姜南敏锐地注意到，信中提到了“维族老乡送的葡萄特别甜”。
她还记得，在吐鲁番时，倪女士就有关于葡萄的回忆。七团这里很少种葡萄，看来果然是记忆错乱。
但是到处都是风沙的地方，在新疆也太多了，这又要从何找起？
“嗐，我也是糊涂了！”徐英华突然站起来，急匆匆拉开电视柜下的抽屉，抱出几大本相册。
“当年和信一起寄来的，还有张照片。我记得，是站在场部院子里照的，没准能看出点啥。”她翻开最老的一本相册，黑色卡纸的边角已经磨平泛毛。自己剪的四角贴不够牢固，扑簌簌几张黑白照片落下来。
六七十年代拍照还是项奢侈的活动，徐英华本人的照片并不多，收藏的大部分是集体照和战友们互赠的照片。她还很细心地用小纸条在每张照片下注明了人名、时间和地点。
很快，她们就找到倪爱莲寄来的照片，备注是1969年，爱莲寄赠。
照片上，倪爱莲和四个姑娘站成两排，都举着手，踮着脚，是在跳维吾尔族舞的姿态。她站在前左，笑容明媚张扬，穿着浅色短袖衬衫，两髫的麻花辫已经变成一条粗黑的长辫斜挂胸前。
在她们身后，是一间偏偏倒倒的土房子。再远一些，能看见些模糊的房顶和树林。
“这……也看不出是什么地方啊。”姜南皱眉。
“不要急。”徐英华把照片抽出来，“我们那时候，都爱在相片背后写字，喏——”
照片背后，娟秀的字迹写着：赠根娣，一九六九年五月，与六十五团战友摄于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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