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接下来的叙述很是烦琐，牵扯到了很多老长沙的事情，不过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十分的有趣，因为我自小就喜欢那种带点土腥子味道的老事情，比较有历史的厚重感，听一听也无妨。）
三叔嘴里的那个传教士当时的名字，叫做考克斯·亨德烈，中文名叫做裘德考，在长沙的教会学校工作，是国民党时期随着当时的东进潮来中国的美国人之一。但是这人自小就六根不清净，洋和尚没什么兴趣当，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或许在美国人的经济观念里，文物也只是商品之一，能自由买卖，自然也可以出口，所以到了中国的第三年，他就偶尔做一些暗地里的文物走私活动，那一年他才十九岁。
裘德考的走私生意一直做得很小心，生意做得不大。那时候有两种走私商，一种是流水的营盘，走的量大，但是出价很低，玩的是成一笔是一笔的买卖，风险很大。而裘德考是”打铁的买卖”，也就是出价高，东西要得少，但是很安全，来一笔成一笔。他这样的做生意方式，很对爷爷的胃口，所以当时爷爷和他的关系很好。
但是裘德考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从心底里，他并没有把爷爷当成是朋友，甚至他没有把爷爷当成是一个和他平等的人。我爷爷在事后知道，在私底下，他称呼我爷爷为臭虫。
1949年长沙解放，国民党全面溃败，之后是1952年，教会开始退出中国，在中国滞留的很多美国人都开始回国，他也收到了教会的电报，让他在安全的时候返回。
他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生意要告一段落了，于是开始做相关的准备工作，转移了自己的财产。在临走之前，他又有了一个险恶的念头，他和他的同党开始大肆收购明器，用中国人信赖老关系的心理，以极其廉价的定金卷走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就有我爷爷的战国帛书。
当时我的爷爷并不肯卖这一份父辈们用命换出来的东西，是裘德考谎称这些钱会用来开善堂，爷爷感觉这是积德，才勉强出手的（当然这是我爷爷自己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看他这样的人不太可能有这种善心）。
在这些货物全部上船之后，裘德考知道这批人中有一些并不好惹，为免留下后患，在船上拍了一封电报给当时的警备处，将我爷爷等大概十几个土夫子的形迹全部漏给了当时的长沙解放军临时驻军。
这就是当时十分著名的”战国帛书案”。这不仅仅是文物走私案，因为裘德考和解放前国民党将领的关系，里面牵扯到了间谍、叛国等很多那个年代特有的想也想不通的因素，变得非常复杂，几乎惊动中央。那一天裘德考满载而归，而为他积累财富的那批土夫子，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哀号一片。
虽说也是罪有应得，但是这样的死去，实在是太过悲惨了一些。后来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的文物走私几乎绝迹，也和当时这一批人的死亡有关系。
当时我爷爷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就连夜逃进了山里，躲在一座古墓里，和死尸一起睡了两个礼拜，逃过了风头，后来光身逃到了杭州。这件事情对我爷爷的打击很大，以至于战国帛书后来就成了他的一项禁忌。他在世的时候，一直叮嘱我们不可以乱说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家的人一直对此讳莫如深。
裘德考回到美国之后，拍卖了那批文物，发了大财，战国帛书被高价卖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为当时拍卖价格最高的文物，而裘德考也一跃成为百万富翁、上流社会的新贵。他在中国的故事写成了传记，广为流传。
富有之后的裘德考，逐渐将兴趣转向社交，大约在1957年，他受邀担任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顾问，对战国帛书的研究工作提供顾问。当时的博物馆馆长就是臭名昭彰的普艾伦，两个人都是中国通，都是在中国雇用土匪盗掘文物发的家，很快成为朋友。裘德考还赞助了一笔钱给博物馆作为基金，用于收购民间的中国文物。
大概是因为富裕生活的悠闲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之后的裘德考修身养性，逐渐沉迷到了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他在大都会博物馆主持研究了几个大型的项目，成果颇为显赫。然而让他真正名留史册的，却是1974年，他解开了战国帛书密文那件事情。
当时他对于战国帛书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起初他是为了抬高帛书的价格，后来则完全是因为兴趣。
在刚开始，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他这样的一个美国人可以解开中国的古代密码，然而，裘德考却以惊人的毅力做到了。
说来也是巧合，他是借一本中国”绣谱”古本中的灵感，发现了”战国书图”的解码方式。这种解码方式，其实也就是类似于”绣谱”中利用文字记录刺绣程序的办法。在数学上就是点阵成图，说复杂也不复杂，完全在于一个巧，你能想到，就能够解出来，你想不到，即使你对中国古代密码学再精通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