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内人士，呃？……”亨利·梅利维尔爵士沉思道，“给她送了一盒毒巧克力……那她吃了没有？”
“我正要说这件事情。毒巧克力事件发生在昨天早上，距离玛莎·泰特来到纽约，差不多有一个月了。你看，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来英国，也没想过刚回华盛顿，就碰到了圈中朋友——实话实说，我跟他们算不上有特殊交情，只是那种该死的氛围，扰乱了你的脑子。先生，我也不是故意要把事情，说得如此玄妙的……”
亨利·梅利维尔爵士嘟哝了一下。
“呸，玄妙，”他说，“这只是个不言而喻的真理罢了，却没有办法，用人类能听懂的语言来表达。不过，要毒杀某个人，可没什么玄妙不玄妙的。再喝一杯吧。话说，你后来是怎么跟那帮人，搅到一块儿去的？”
接下来，詹姆斯·本涅特说明的事情颇显古怪：约翰·博亨变了。
詹姆斯·本涅特作为跑腿，刚一回到华盛顿，就以傀儡外交官的身份，又被派往威斯敏斯特，揣着一封充满陈腔滥调的致谢函。傀儡外交官没有其他事情，只要在所有场合，都说些机智的门面话就行了。
在一个沉闷而黯淡的日子，针一般的微光划破了地平线，腐蚀出雾般的紫晕；狂风如刃，刮擦过海浪，戳刺着渡口的伤痕。他要乘着贝伦-嘉拉号①出海远渡重洋了。
他发现甲板上的人群，兴奋得异乎寻常，一直喋喋不休。在他们刚好看不到码头上，飘来飘去的手帕时，他来到玛莎·泰特跟前，和她面对面站着。为了掩饰身份，她戴着墨镜，裹着厚重的皮衣，却还保持着一脸笑意。约翰·博亨在她身旁走来走去，卡尼费斯特则站在一边。后者脸色苍白，似乎有些晕船，午饭时回到了船舱，就再也没有出来过。雷格和埃默里几乎总是待在船舱里，直到轮船驶过了南安普敦，方才不时出现。
詹姆斯·本涅特讲述道：“这就是让玛莎、博亨和我偶遇的契机。而让我疑惑的，正是博亨的与众不同。他在纽约时好像水土不服，尽管能说能笑，似乎还形成了某种幽默感。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才不会那么紧张兮兮。我突然察觉到，他对这部自己监制的影片，有好些狂野而浪漫的点子。据我所知，他们两兄弟一直对十七世纪的东西相当着迷，这是有原因的：他们的住所——就是白修道院，在查理二世时期，就是博亨家族的房产。当时，博亨家族的家主，是国王的好友，查尔斯来赛马镇赛马时，正是暂住白修道院。它一度还被称作‘欢乐屋’呢。”
亨利·梅利维尔爵士愁眉苦脸，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说了声：“有趣的老地方，赛马镇。'欢乐屋'——嗯，不就是尼尔·盖恩和巴赫斯特邂逅查尔斯之前，所住的地方吗？白修道院……等一等，让我想一想。我记得曾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白修道院旁边的亭台楼阁，是不让游客参观的……”
“你说对了，人们称它为‘王后之镜’。博亨说：自从他们家族，建了这个白修道院以来，几乎每一代都会如着魔般，不断搬运大理石到英国，模仿原来的建筑物，在水上修建水榭。然而这种说法是假的。实际上这种狂热，直到一百年后的十八世纪，才开始产生，只是博亨坚信这个说法罢了。不论如何，他们家族的祖先乔治·博亨，大概在1664年建了白修道院，用来招待查尔斯那魅力四射、光彩照人的尤物——卡索曼夫人①。这个水榭用大理石砌成，其中只有两、三个房间，位于一个小型人工湖中心，这就是它被称为‘皇后之镜’的原因。莫里斯的剧本里，有个场景就发生在那里。
“一天下午，当约翰、玛莎和我都在甲板上的时候，约翰向我描述了‘皇后之镜’。我觉得他说话偷偷摸摸、紧张不安。他总说：‘莫里斯是家族的才子，可惜我不是，我真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然后一边看着其他人（尤其是玛莎·泰特）一边露出无意的笑容，仿佛等着他们反对。不过他描述事物的确有一手，让人感到他有艺术家的眼光。我觉得他是个很棒的导演。听他说话，犹如亲眼目睹小径幽幽，绿树排列成行；清流湍湍，翠柏相依在旁；水榭深深，美人绸衣如常的景象。而他又宛若自言自语地说道：‘以上帝的名义，我真想亲自扮演查尔斯的角色，我可以……’说到这里，他却不说下去了。玛莎·泰特奇怪地看着他，从容地指出：他们已经有了贾维斯·威拉，不是吗？然后他转头望向她。我不喜欢她那星眸半闭的神态，仿佛在想着什么，他没有办法参与的事情，于是，我就问她：是不是参观过‘皇后之镜’。博亨笑了，把手掌压在她的柔体上，对我说：‘哦，是的，那是我们邂逅的地方。’
“我跟你说，那没有任何意义，但是，随后，我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甲板上只剩下我们几个人，折叠椅随着海浪往来滑行，那两张宛如从老画廊帆布上印下来的脸，在微光中看着我。但下一刻，提姆·埃默里满面嫉妒，却不失坚定地上场了。他拼命嚷嚷着，完全无法自控。这让博亨闭了口，他毫不掩饰他对埃默里和雷格的刻骨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