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战国时期，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力日益增强，渐渐凌驾于关东诸国之上，为求东出，秦军频频出关攻掠关东诸国，以致关东诸国多次组成联军合纵攻秦，但屡屡只能望关兴叹，整个战国时期，也只有齐将匡章曾率领联军攻破函谷关。
西汉立国以来，刘邦虽然一统天下，但在内部却面临着关东异姓诸侯王的威胁，而从高后吕雉执政以来，中央朝廷又与刘姓诸侯王矛盾频发，政治格局仍然呈现东西对抗局面，朝廷的主要重心在于控内，维持国内统治稳定，因而函谷关的战略地位仍然极为重要，洛阳则被作为朝廷控御关东诸侯的重镇。
当时，朝廷不仅极为重视函谷关一线的防御，同时严格限制关中与关东地区的人员财物往来，出入关中必须持有朝廷颁发的“传”来作为通行凭证，尤其是对马匹等军事装备的流通更是严加限制，目的便在于防止关中人口、物资流失。
汉文帝后期，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曾一度废止这项制度，即“除关无用传”，但随着汉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朝廷与诸侯王的关系再度恶化，为了加强关中的安全，汉景帝在叛乱平定之后，便又“复置诸关用传出入”，重新加强了对往来关中之人的管控。
而随着汉景帝凭借平叛余威，持续削弱关东诸侯王的权势，以及汉武帝时推行“推恩令”，关东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急速下降，再加上汉匈战事频繁，汉朝的战略重心从控内转为御外，对于关东诸侯的统治则由军事镇绥转为政治控制为主，函谷关和洛阳的战略地位皆相应下降。
此外，由于秦汉以来关中地区大兴土木，木材作为当时重要的建筑材料，以致关中周边树木砍伐极为严重，稠桑原上的森林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失去了天然屏障作用。再加上由于黄河河道的不断下切，导致黄河水位不断降低，原本贴着稠桑原的河道，因此裸露出来形成了河滩。
如此一来，关东军队西进，无论是翻越稠桑原，还是走稠桑原以北的黄河河滩，都可轻易绕过函谷关，函谷关的军事作用大减。
正是由于地缘战略的转变，以及函谷关军事战略地位的下降，汉武帝这才决定将函谷关东移三百里，从而将关中中部区域的东界由函谷关向东推移至新安一带。而新关之所以称作“广关”，其实便有“增益拓广关中”之意。
不过，古代从洛阳到秦函谷关有两条路可走，其中南崤道“出洛阳自洛水河谷经宜阳至陕县”，北崤道”出洛阳经新安、渑池至陕县”，两条路分居崤山南北，皆可供大军行进。
函谷关被弃置以后，位于北崤道险要之处的“广关”固然可以扼守北崤道，但关东军队却可通过南崤道绕行，于是为了确保关中的安全，汉武帝又下令在南崤道修筑“陆浑关”。
在下令移关之后，汉武帝又下诏设立弘农郡，郡治正在函谷关所在的弘农县。弘农郡的设立，不仅使得关中地域得以扩张，也旨在构建以弘农、新安、宜阳为节点的防御体系，以加强对崤函道和武关道的控制，用以弥补函谷关东移后带来的关中防卫疏漏问题，从而达成控制洛阳和防卫关中的双重目的。同时，由于京畿区域扩张，汉武帝后来又设立左右辅都尉，隶属于中尉（太初年间改称执金吾），分别执掌京畿地区的治安。
在将关中中部边界向东扩张的同时，汉武帝对关中北部边界同样进行了调整。此前，关中北部边界主要以黄河为界，例如临晋关便是设立在黄河边的重要关隘，为了进一步扩张关中地域，汉武帝决定将河东地区亦纳入关中。
为此，汉武帝于同年下诏将代王刘义改封为了清河王，将其封国从常山以西迁往了常山以东，其原封国则被废为太原郡。这里说的常山，实际上就是恒山，汉朝因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而改称常山。
在汉武帝这次增益拓广关中辖地之前，从汉文帝册封第三子刘参为代王开始，此后历世代王的王国属地皆在恒山以西，汉武帝改封刘义为清河王后，将其封国迁往了恒山以东的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和山东临清一带），而将恒山以西的太原郡、河东郡、上党郡等广大地域全部纳入了关中，隶属于朝廷直辖，同时沿太行山一线修筑关隘。
于是，关中北部边界亦由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黄河中游由此成为关中内河。
此外，汉武帝的弟弟常山王刘舜于同年病逝，其子刘勃嗣位，然而刘勃却在服丧期间私奸饮酒，纵马弛街，不尽孝道，而且排挤异母长兄刘棁，刘棁遂上书汉武帝告发刘勃无礼行径。汉武帝派大行令张骞赴常山查证属实后，废黜常山王刘勃，常山国被废为常山郡，纳入朝廷管辖，至此五岳尽归天子治下。
此后月余，汉武帝念及兄弟之情，以常山郡的真定、绵曼、藁城、肥垒四县设真定国，封刘舜之子刘平为真定王。
从元鼎六年（前111年）开始，作为大关中战略的后续，汉武帝又将关中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再度扩充关中地域。当然，这已是后话。
至此，汉武帝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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