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父偃、严安、徐乐三人虽然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与汉武帝意见相左，但他们却并非见识浅薄之人，单纯的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认为作为君王，应该重于内政而轻于征战，建议汉武帝先行解决国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主父偃的奏章之中一共谈到了九项事务，反对出兵匈奴只是其中一项罢了，其余八项则全部是关于律令的建议；又如严安，他虽然也反对接连对外出兵，但同样指出了国内百姓奢靡、豪强巧取豪夺等问题；再如徐乐，他认为国内连年歉收，百姓生活困苦，如果还要负担边境战争，恐怕国家就要陷入“土崩”境地了。
因此，汉武帝虽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仍然坚持出兵夺回了河南地，但同时对他们三人的才能却十分欣赏，全都予以了重用，将他们任命为了郎中。尤其是主父偃，在此后的一年中，因为屡次陈说政事都能切中要害，竟然先后获得了四次晋升。
汉武帝毕竟不是无道昏君，在对匈奴用兵的同时，对于几人奏疏中提到的内政问题，汉武帝同样极为重视。
在出兵夺回河南地，使得北部防线日趋稳固，再加上匈奴军臣单于身患重病，无力继续南下侵扰，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汉朝北部边境再无战事，因此汉武帝便没有继续选择向北用兵，转而重新投入到了内政的治理当中。
元朔二年（前128年）冬，就在卫青出兵夺取河南地之际，主父偃针对诸侯国的问题上书说道，“古代诸侯国封地不过方圆百里，朝廷强而地方弱，因此易于控制。如今的诸侯国却动辄坐拥数十城，封地方圆千里，朝廷控制宽松时，他们便骄横奢侈，做出淫乱之事；朝廷控制严密，他们又会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如果以法令来分割削弱他们，则会产生叛乱的苗头。此前晁错推行削藩政策而导致齐楚叛乱，便是这种情况。
现在，诸侯王的子弟多达十余人，却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人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生骨肉，却难享受到尺寸封地，这不仅不利于削弱诸侯国，而且不符合仁孝之道。
因此，希望陛下命令诸侯王将朝廷给他们的恩惠推广到所有子弟身上，将封国的土地封给其他子嗣为侯国，这样他们人人都会因为得到封地而欢喜，陛下则可用推行恩德的方式来分割诸侯王的封地。如此一来，在不用削夺诸侯王封地的情况下，便可使诸侯国削弱了。”
西汉初期，刘邦分封九大同姓诸侯王，本是想以这些诸侯国作为江山屏障，然而从吕后去世开始，诸侯王的叛乱便从未止歇，先是齐王刘襄起兵意图夺取皇位，汉文帝时又有城阳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反叛，到了汉景帝时更是因为削藩酿成了“七国之乱”。
虽然从汉文帝时期开始，朝廷便在致力于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先有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后有晁错提出“削藩策”，尤其是经过“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借助平叛余威，大肆削夺诸侯王的权力，使得诸侯王成为了空有大片封地的空架子，对朝廷的威胁大为降低，但正如主父偃在奏疏中所说，这些诸侯王的封地还是太大了，朝廷仍然要时刻对其予以提防。
主父偃所提出的计策，实际上就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延伸，不同之处在于，贾谊提出的方法需要以朝廷诏令的方式，对诸侯王封地进行分割，进而达到增加诸侯王数量、减少诸侯王封地的目的，容易引起诸侯王的不满；而主父偃的方案，则是以“恩赏”为由，使封赏诸侯王子弟成为定制，如此既不用朝廷下诏，封赏的又是诸侯王自己的儿子，分封的阻力将会减少很多。
汉武帝思索一番后，认为主父偃的计策的确是削弱诸侯国的好办法，遂于同年正月下诏，“诸侯王中有想推广自己所享受的恩惠，分封领地给子弟的，可以各自上书奏报，朕将亲自给他们确定封邑的名号。”这便是着名的“推恩令”了。
汉朝初期，诸侯王的爵位和封地，皆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推恩令”则将嫡长子继承制改为诸子继承制，嫡长子只拥有继承诸侯王封号的资格，封地则由诸侯王的儿子们共同继承，而且除了嫡长子的封地仍为诸侯国，拥有一定自主权之外，其余诸子的封地皆为侯国，归属各郡管辖。
“推恩令”可以说是历史上极为经典的一个“阳谋”，虽然诸侯王之中，同样有人看出了朝廷名为推恩、实为削藩的险恶用心，奈何经过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代帝王的打压，诸侯国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根本无力与朝廷对抗。与此同时，“推恩令”虽然让诸侯王及其嫡子极为不满，但原本没有继承资格的其余诸子却对“推恩令”极为拥戴。如此情形下，诸侯王们也只能被迫接受了这条诏令。
“推恩令”实施之后，各诸侯国的封地被越分越小，到最后“大国不过十余城，小国不过数十里”，王国所辖封地不过数县，虽然名为诸侯国，实际却已经与汉郡的地位没什么两样了。
诸侯国封地减少的同时，由朝廷直属的汉郡数量却迅速增长，全国国土面积的十之八九都被朝廷直属的郡县所占据，相较于汉朝立国之初，朝廷直属郡县只占天下土地三分之一的情况，集权程度无疑大大增强，诸侯王再也无法对朝廷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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