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淮阳王馀为鲁王；南王非为江都王，王故吴地；立宗正礼为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
——《资治通鉴·汉纪》
早在汉文帝时，晁错便已经提出了“削藩”的建议，但汉文帝却始终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因此并未贸然进行削藩，而是采用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策略，以相对柔和的方式，不断削弱诸侯国的实力。
晁错此人，虽然才能出众，但处事却太过急于求成，在汉景帝即位之后，他凭借着皇帝的对自己的宠幸，不仅先后更改法令三十余条，而且又利用汉景帝与吴王刘濞之间的矛盾，重提削藩之事，结果不仅将自己推到了满朝文武的对立面，最终导致被杀，更是差点将西汉王朝推到了深渊。
再说汉景帝，彼时的他虽然已经年过三十，但缺乏执政经验的他，并未意识到由于父亲汉文帝大肆提拔寒门子弟，引发的功勋集团不满，即位之后便大肆提拔东宫旧部，专宠于晁错等人，最终导致了文帝朝旧臣和功勋集团的联手逼宫。
而在削藩问题上，汉景帝因为急于证明自己，与晁错一样，显得太过操之过急，他虽然也意识到了削藩会引发诸侯王叛乱，相应的做出了一定布置，但准备显然不够充分，以至于叛乱爆发之后，朝廷一度陷入危局，幸有梁王刘武拼上全部家当，将叛军挡在了梁国以东，这才避免了叛军威胁关中。
“七国之乱”虽然仅仅持续了三个月便被平定，但给西汉王朝带来的冲击却十分巨大，尤其是刚刚即位数年的汉景帝，经历了这次事件的冲击，他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施政方略，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过急躁了。
正因如此，在叛乱平定之后，汉景帝一改当初的强硬态度，对诸侯王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安抚，除了直接参与叛乱的吴王刘濞、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和吴王刘戊身死国除之外，汉景帝并未对其他诸侯王进行惩处，并一定程度展现了自己仁慈。
例如楚王刘戊虽然也参与了叛乱，但当其兵败身死之后，其家人便匆忙将刘戊葬入了徐州狮子山的楚王陵。因此，在叛乱平定之后，汉景帝非但没有过多的追究他的罪责，反而同意了按照诸侯王的规格，将其葬在尚未竣工的王陵之中。
又如齐王刘将闾，鉴于他并未起兵叛乱，并坚守临淄抵抗齐地叛军数月，汉景帝并未追究他参与叛乱密谋，以及与叛军私下联络的罪名，反而在刘将闾服毒自尽后，将他的太子刘寿立为了齐王，使其继续统治齐国。
当初，在齐地叛乱被平定，胶西王刘卬等人或战死、或自尽的情况下，当初阴谋参与叛乱，但因被郎中令囚禁而未能起兵的济北王刘志，自知罪责难逃，便也打算以自己来保全自己的妻子儿女。
见状，齐人公孙玃连忙上前劝阻，对刘志说道，“我愿意替大王去游说梁王，通过他向皇上求情，若是成功，大王便不用死了；若是失败，大王再死也不晚。”
如果能够活命，谁又愿意去死呢？刘志也知道，梁王刘戊在汉景帝和窦太后面前十分受宠，前段时间京城还传出皇帝打算在百年之后将皇位传给他的流言，若是有梁王出面求情，说不定事情真有转机。想到此处，刘志便暂时放弃了寻死的念头，派公孙玃前往梁国。
公孙玃见到梁王刘武后，说道，“济北国东临强大的齐国，南面连接着吴国和楚国，北面又受到燕国和赵国的威胁，四面受敌，随时面临着被瓜分的局面。济北王权谋不足以自守，实力又不足以御敌，当初之所以答应叛乱，并非出于本意，乃是形势所迫而已。
如果当初济北王拒绝叛乱，那么吴王就会先攻打济北国，然后与燕赵连成一片。如今济北国固守臣节不归降吴王，使得吴国失去盟友而只能独自向西用兵，济北王已经算是恪尽职守、忠心耿耿了。
如今济北王有这样的功劳，却还受到朝廷的猜疑，以至于整天担惊受怕。如果让他后悔当初没有与吴王一起叛乱，对国家显然是不利的，那些恪尽职守的诸侯国也都会因此产生疑虑。如今，能够在太后和皇上面前据理力争的，只有大王您一个人，还请大王您考虑一下。”
自认在“七国之乱”中立下首功的梁王刘武，此时俨然已经以储君自居，而作为储君，考虑问题自然不能再局限于诸侯王这个身份，而应该通盘考虑天下大势。
如果刘武依旧只是个梁王，济北王刘志的死活自然与自己无关，根本没有必要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去为一个血脉关系已经较为疏远的诸侯王求情。可是作为储君则不同，无论是为了天下的稳定，还是为了将来坐稳皇位，他都不能置身事外。
正是由于心态的变化，梁王刘武在听取了公孙玃的劝说后，这才上书汉景帝，将公孙玃的话转呈皇帝，以替济北王刘志求情。
汉景帝见到梁王刘武的上书，认为济北王刘志当初虽然是因为被囚禁看管才没有参与叛乱，但正如公孙玃所说，从客观上来说，刘志的确对叛军起到了一定牵制作用，何况当时作壁上观的诸侯王并不在少数，如果对济北王刘志予以严惩，这些诸侯王又该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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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六月，汉景帝又下诏赦免了当初“七国之乱”时，被吴王刘濞等诸王裹挟，仍然逃亡在外的百姓和士兵，让他们返回家园安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