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汉朝初期，因沿用秦朝的军功爵制，朝中大权皆由开国功臣所把持，虽然汉高祖刘邦也曾多次下诏招贤纳士，但不仅数量较之开国功臣太少，而且职位普遍较低，对于开国功勋的权势影响极小。
直到汉文帝即位以后，因为对功臣权势过大的忌惮，为了稳固皇位，稀释功勋集团的权力，这才开始大力纳贤取士。
当然，汉文帝提拔官员，并非一味只看出身和忠心程度，同样极为重视才能，且能够做到知人善任。正因如此，汉文帝才能在逐步收权的同时，将朝政打理的井井有条，其中的典型便是对于张释之和贾谊的任用。
张释之是南阳郡堵阳县人，家中颇有资财，于是通过捐官出任郎骑。由于没有背景，加上吕后执政以来朝局动荡，以致张释之入仕十年，钱没少花，却始终难得升迁，于是便打算辞官回家，素知其德才兼备的中郎将袁盎，便向汉文帝推荐了张释之。
汉文帝于是召见张释之考察其才能，张释之先是陈说治国方略、利国大计，汉文帝见其满口国家大政方针，多有空想之语，便命其不要高谈阔论，而要贴近实际，提一些能够立刻实现的建议。张释之便改变策略，就秦亡汉兴之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很高的改变措施，汉文帝听后十分满意，认为其果有才干，遂任命其担任谒者仆射，主掌上传下达之事。
刘恒于上林苑观虎，向上林尉询问虎圈事务，上林尉难以回答，看管虎圈的啬夫则对答如流，文帝因此认为上林尉不合格，便让张释之传诏以啬夫取代上林尉，张释之则认为如果因为啬夫伶牙俐齿就越级提拔，容易形成不正之风，汉文帝于是采纳了张释之的意见，取消了任命。
汉文帝见张释之敢于直言，归途中又考察了一番他的才能，感觉非常满意，不久便将其升任公车令，掌管司马门和夜间巡视宫中。
担任公车令期间，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揖没有按照制度在司马门下车，张释之却丝毫不理会对方的身份，直接带人阻止两人入宫，并向汉文帝弹劾两人，以至于汉文帝甚至不得不摘下帽子亲自赔罪，承诺今后必定严加管教，而薄太后更是亲自下达赦令，张释之这才放人。
汉文帝见张释之执法不畏强权，便又先后任命其为中大夫和中郎将。后来，汉文帝前往霸陵查看自己的陵墓，并对大臣们说，“用北山的石头作为棺椁，以切碎的苎麻丝絮堵住缝隙，再用漆粘涂在上面，难道还有人能够打开吗？”大臣们闻言连连称是，全都随声附和。
张释之却不合时宜的进谏说，“如果棺椁里有能够引起人们贪念的东西，即使封铸南山做为棺椁，也会有缝隙；如果里面没有能够引发人们贪念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直接给汉文帝浇了一盆冷水。
虽然张释之常常犯颜直谏，但汉文帝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对他的正直敢言极为欣赏，因此后来又升任他为廷尉。对于性格刚正，执法严明的张释之来说，主掌司法事务的廷尉的确是最为合适的职位，而“执法不阿”的张释之也确实没有辜负汉文帝的信任，始终兢兢业业、公正廉明。
贾谊是洛阳人，从小就聪明伶俐，从年少时起便颇有才名，后师从荀况的学生张苍。年纪渐长，河南郡守吴公听闻其名，将其召入门下，在贾谊的辅佐下，河南郡治理地方的政绩被评为天下第一。
汉文帝即位后，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便擢升吴公为廷尉。对贾谊十分器重的吴公，便又将贾谊推荐给了求贤若渴的汉文帝。汉文帝因此征召贾谊为博士，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贾谊，乃是众博士中最为年轻的一位。
贾谊不仅年少成名，而且自身确实有才能，在担任博士期间，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众人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并能针对性的提出意见，不仅因此得到了同侪的一致赞许，而且博得了汉文帝的欣赏，从而得以被破格提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被提拔为了太中大夫。
不过，也正是由于贾谊太过年轻，缺乏施政经验，导致他虽然常常有独到见解，但考虑事务往往不够全面，在制定一些政策时，通常只考虑了实行之后能够取得的成效，但并未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危害，以至于其自身显得太过锋芒毕露。
例如贾谊提出的礼制改革，作为一个刚刚入仕不久的臣子，敢于挑战历史遗留问题，确实勇气可嘉，且礼制改革的确对于树立皇帝权威有所帮助，但这个策略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其中提到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甚至极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负面效果。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秦汉以来，由于大力推行军功爵制，朝中功勋老臣多以战功封爵，且绝大多数都是泥腿子出身，他们不修礼法，注重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哪怕是在朝会、祭祀这种庄严时刻，这些功臣宿将也难以做到尊卑有序，动辄吵成一团，甚至拳脚相加。
贾谊提出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固然能够形成道德伦理约束机制，但对于这些功勋宿将来说，这无疑成为了限制自己行为的枷锁，在当初“君弱臣强”的局面下，此议立即便遭到了周勃、灌婴等人的强烈反对，结果非但无法予以推行，反而使他自己成为了功勋老臣的眼中钉。
更为关键的是，贾谊的主张太过操切，汉文帝若完全更定汉制、重修礼制，势必要自上而下掀起一场全国性的“革新”。这般激进的主张，显然与新帝刚刚即位、急于求稳的形势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