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王，虽然名义上是臣，但实际上却自以为是皇帝的兄弟而不论君臣之义，无不处心积虑想要称帝为天子。他们擅自拜官封爵，赦免死罪，僭越天子仪仗，阻挠朝廷法令，更有像刘长那样的，连诏令都不肯听，甚至连奉诏入京都不能，又岂能依法将其治罪？
陛下虽然贤明，又如何能够治理呢？所以说疏者为王必然危险，亲者为王必然叛乱，这是再明显不过的。
臣总结高皇帝以来的诸侯叛乱发现，基本都是实力强的先行反叛。楚王韩信最强，便最先反；韩王信依仗匈奴次之；贯高得到赵的资助再次之；陈豨兵力最精，便也反了；彭越依靠梁地百姓，也紧随其后；英布统御淮南百姓，便也反了；卢绾力量最弱，所以最后才反。
长沙王吴芮不过两万五千户，功劳最少反而得以保全。可见，势力弱小而对朝廷最忠，并不仅仅是性情不同，也是形势使然。
假如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也坐拥数十城为王，到如今恐怕也因为造反被灭了；假如让韩信、彭越之辈只是作为彻侯，到如今说不定也能存活下来。
因此，如果希望诸侯都忠于朝廷，便不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弱小；希望臣子不遭受菹醢之刑，则不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希望天下得到安定，便不如多封诸侯而减弱其势力。
力少容易用礼仪约束，国小则难以对朝廷产生邪心。如此，诸侯不敢有异心，只能争先恐后向天子效命，天子对臣子诸侯才能做到如臂使指。
割地分封应该定下制度，将齐、赵、楚等国分成若干小国，让刘肥、刘友、刘交的子孙分别称王，直到其地分完为止，燕、梁等国亦如此，即便是子孙少的，也可以先分几个诸侯国空在那，待其子孙出生后，让其就国为君。凡诸侯之地因犯罪而充入朝廷的，则可以用来作为彻侯封邑或封给其子孙。如此，诸侯国虽被削弱，但天子却未得其地，天下人也不会说天子是贪图土地，而只会夸赞陛下仁慈。
如此一来，即便日后继承天子之位的还是不会走路的婴孩，天下也照样能够太平，甚至以遗腹子即位，天下也不会发生动乱。一朝实现太平，后世也会称颂圣明。
如今匈奴倨傲无礼侵略边境，乃是天下最大的祸害，而朝廷每年却要送给他金银丝锦彩帛。
征召号令夷狄，是帝王掌握的权柄；向天子进贡，则是臣下应有的礼数。如今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已成倒悬之急。
现在西部、北部边郡，虽有高爵也难以免除徭役，五尺以上的孩子都要备战戍守，侦查哨兵为了照看烽火昼夜不眠，将士们披着甲胄而卧，这难道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吗？
陛下如何忍受得了以皇帝之尊却甘为戎人之诸侯，不仅气势上低下屈辱，祸患还并未因此停息，如此下去如何是好？依臣的估算，匈奴的人口不过汉朝一个大县，以天下之大却被一县之众所困，怎能不让人感到羞愧。
国家已经穷困，内忧外患只在早晚，然而为陛下献策的大臣们却纷纷说“天下太平、不可动摇”，岂不是谄媚之言？贾谊甚至希望汉文帝任用自己来主持对匈奴的事务，表示自己一定能够杀死匈奴单于，降伏叛徒中行说。
最后，贾谊又针对秦汉以来礼仪崩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如今平民住房的墙壁都可以用帝王的先秦天子服饰来做装饰，低贱的歌女艺伎甚至可以用皇后的服饰。皇帝为节俭尚且穿着质地粗劣的服饰，那些富民却可以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皇后用来装饰衣领的高级丝绸，平民小妾却用它来装饰鞋子，这难道不是礼制悖乱吗？
确定君臣地位、规定上下等级，父子之间讲礼仪、六亲之间守尊卑，这才能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表示秦朝正是由于抛弃礼义廉耻，所以君臣关系混乱，六亲之间互相残杀，邪恶之人到处作乱，最终导致百姓叛离朝廷。因此，希望汉文帝能够加强君主权威，明确君臣礼仪，如此才能驾驭百官。
在天下逐渐承平的情况下，汉文帝和不少大臣的确有了一丝倦怠，贾谊的《治安策》无疑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让大家意识到了国家仍然存在的问题。
虽然当时汉朝的确存在着一些隐患，但贾谊在《治安策》中对于这些问题无疑也有夸大之语，为的就是引起汉文帝的重视，不要因为眼下的一点成就，便认为天下已经安定，就此沉迷享乐。
贾谊的这数道奏疏，固然是用心良苦，可实际上，谁也无法否认，自汉文帝即位以来，在他的治理之下，西汉的确是日益稳定繁荣。
如今，功臣宿将威胁不再，诸侯王尽皆臣服，边关少有战事，百姓安居乐业，商业蓬勃发展，自秦末战乱以来，国家好不容易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无论是汉文帝还是朝中大臣，谁又肯再去打破这番安宁。
因此，贾谊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引起了汉文帝的重视，但对于贾谊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汉文帝考虑到如今天下形势，并未全部采纳，即使采纳的部分措施，也没有立即予以实施，更没有因此将贾谊调回朝廷负责具体事务。
不过，正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贾谊的《治安策》还是一定程度上警醒了汉文帝，对于汉文帝此后数年的施政，乃至于数十年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政策，都有着不小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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