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回归原题。
转眼进入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已经23岁了。
由于吕不韦的专权，加之嫪毐事件的爆发，秦王政在具备一定实力之后，顺势将吕不韦的相位罢黜，李斯则由于其才智超绝且在废黜吕不韦、诛除嫪毐一派中功勋卓着，所以接替吕不韦做了丞相。
秦王政爱好读书，特别是那些关于阴谋阳谋、政论军事相关的书籍。韩非在韩国所着的书籍，很快就流传到了咸阳，辗转映入了秦王政的眼中。尤其是《说难》、《孤愤》、《五蠹》三篇深得秦王赞许。其中第一篇专门论述向君王进说的困难之处，详细地分析了如何才能够成功地说服君王，在进说成败的原因总结之上，形成了一套向君王诉说治国之道的方法。第二篇顾名思义，即孤独、愤慨之意，韩非怀才不遇，心中郁愤，更是直接反映了官场之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现实情况和法、术之士的艰难处境，告诫君王一定要防着臣下，加强中央集权。第三篇则概括性地指出了社会上存在的五种人：儒家、纵横家、游侠、逃避兵役的人、商人和手工业者，并认为这五种人是腐蚀社会的蛀虫，要想国家富强，必须要将这五种人诛除。其方式就是：“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韩非子·五蠹》）顿时让秦王政生出了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
秦王政手捧着韩非的文章反复诵读，越是深入越对韩非佩服得五体投地，叹息说：“如果这一生一世，寡人有机会能够和韩非一道出门郊游，即使是立刻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这种夸张的说法，和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孔子难以得道，秦王也难以见到韩非。
眼前的韩非还远在韩国，满怀着报效国家的宏大志愿，即使秦王给予他高官厚禄也不会打动他。秦王也知道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辞。
秦王从韩非的那些着作中，对他的思想和智慧已有所领略。
正好这时候郑国渠事件爆发，秦国找到了对韩国动武的理由。这一次，秦王政灵机一现，认为既然好言相请、高官厚禄相诱韩非不成，倒不如让韩王去帮自己做这件事情。
于是，秦王政亲自率领30万大军，到韩国边境上呐喊演武，韩国朝野震动，看那架势秦国似乎就要灭除韩国。眼下各诸侯国羸弱，秦国独大，韩国已经来不及向别国求援，而且也无援可求。
韩王绝望了，但是秦王政却在这时候发话了，此次大军前来，只要一个人，那就是韩非。只要他代表韩国前去秦国访问，则秦国立马撤兵。
韩王一下子便懵了，没想到天下还有这等好事，不就是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韩非吗？于是，不待韩非反对，韩王便下令让韩非去了秦国。可是韩王不知道，秦国日后能够那么迅速地兼并天下，就是因为这个话都说不清楚的韩非。韩非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成了秦国的治国方略，也为以后秦国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更是主宰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政权的运行。于是有人说，中国古代只有两个圣人，即孔子和韩非。孔子所着为道德文章，被历代君主用来展现自己的仁德；后者使用的是阴谋权术，没有统治者不暗箱操作，同时其法制和封建君主专制理论，更是维系历代王朝稳固的重要理论基石。
公元前233年，韩非刚刚走出韩国，秦国30万大军便如潮水般迅速退去。韩非心中顿时生出了万千感慨：韩王无能，而且不信任和重用自己，韩国的灭亡已经是注定了的事情；秦国能够如此重视自己，加上其实力强横，自己既然实现不了国家理想，倒不如退而求其次，前去求取自己的个人理想。
韩非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咸阳宫，成了秦王政的座上宾，受到极致的尊敬与欢迎。秦王虽然早就听闻韩非的才华，却没有料到他的思想竟然如此光芒四射，在韩国的不得志丝毫没有削弱韩非的意志，反而坚定了他追寻理想的志向。
或许秦王知道，这韩非终归不是秦国人，甚至他终归太爱自己的国家韩国，所以最终秦王政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利用他，但是不会信用他。或许秦王政还需要考察韩非一段时间，一旦他表现出足够的忠诚，秦王便会破格重用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