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诗仙李白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清人所编《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这还不是全部。唐初诗人以“初唐四杰”最为着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时期诗人可分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派。其中集大成者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最为出名。李白的诗，飘逸洒脱，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杜甫的诗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之情怀。中唐时期最卓越的诗人是白居易，他的诗通俗易懂。此外还有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众，被称为“小李杜”。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诗圣杜甫散文方面，六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这种文体形式，骈文讲究声韵、对偶、典故，辞藻华丽，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在唐初十分流行，以初唐四杰最为着名，但这种文体到唐朝时显得形式僵化，内容空洞，故到了天宝年间，古文逐渐兴起。古文运动在名义上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实际上是要文章更有内容，也就是“文以载道”。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气势磅礴又思想深刻，号称“文起八代之衰”；不过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去世后就逐渐衰退，唐末骈文又再度兴起。传奇是中国的一种古典小说形式，出现在隋朝，兴盛于唐朝。着名的传奇包括《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和《长恨传》等。有的传奇在后代还被改编为戏剧和白话小说。唐朝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谓变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侣宣传佛教讲唱佛经的底本。最初变文仅限于佛教经典，后来则开始讲唱其他故事，讲唱的人也不限于僧侣。变文对传奇和后世的说唱文学都有很大影响。
史学
唐朝史学开创了国家正式开馆修史这一风潮。贞观年间史馆奉诏所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计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官修史书成书较快、收录详尽，丰富国家的历史档案，但因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多少会根据编书时的政治需求出现删减夸大的行为。此外，唐朝还有杜佑扩写《政典》的政书《通典》与刘知几的修史专着《史通》等。杜佑尤其重视财政经济与典章法令制度，认为历史多有现实政治中可以采纳效仿之处。刘知几强调史学家在修史的过程中要有独自创新的评论见解，是为中国历史理论学的开端。
教育
科场内外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六学，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与助教授课，学生称生徒。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传授以九经为主的儒学经典，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级招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入国子学，有生徒三百余人；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可进太学，有五百余生徒；四门学兼收五品以下官员及庶民子孙，生徒多达千人。律学、书学、算学教授实用学问，收纳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名额限于十余人。地方设立州学、县学，每校有学生十来人。
学校旨在培养官僚书吏，亦为科举考试服务。名望好的学校保送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在唐朝进入了逐渐完备期，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办考试，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此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举的应考举子有两个来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乡贡选拔出来的自学者。应考举子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难度较低。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晋身之阶。明经科的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不过百分之一二。时有谚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制举则是临时考试，是为了网罗非常人才，不常举行。因为科举制度比较公平且机会相等，平民得以晋身，所以成为士族末落、门第消融的起点。
科举制度除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两种入仕渠道。门荫即晚辈承接前辈职务。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员通过考验，升职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为主流，后来唐太宗大力推广学府，科举制度逐渐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传统世族的特权，加强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盛唐时期，东亚多国遣送其贵族子弟来唐入学，又将儒家文化传授国外。
宗教
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唐时可谓最高。唐朝时期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唐代佛教的一大转变，由出世转向入世。天台宗奉《法华经》，故又称为法华宗。华严宗奉《华严经》，参与政治较多。净土宗则易于入门。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创立者是神秀，他主张渐悟说。南宗创立者是惠能。唐代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法，使得除禅宗南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佛教的政治地位虽不及道教，但其传播范围之广、经济实力之大、信徒人数之多都远在唐代道教之上。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道教遵奉老子李耳为神，由于唐朝皇室姓李，因此道教自唐初就被规定居于佛教之上，在唐代上流社会也很流行。唐朝李氏家族认为其为老子之后，唐高祖，特别在终南山建太和宫，来祭祀老子，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诏令王公百官研习老子的道德经。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老子》，每年依《孝经》、《论语》例考试士人。玄宗、代宗亦大力提倡道教，使其在中国的地位达到顶峰。玄宗亲自注解《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道举与儒家经典，同列《明经》科举人策试教本，明显有将道家列为国学，颇有与儒家经学齐足并驰的意义。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年间全国有宫观1687所，其中女观550所。当时主要有清经法派和正一派二宗，主要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张果等。道教之所以受帝室青睐，主要原因是他们多炼取金丹，唐朝的许多皇帝亦因信之服用而丧生，例如唐宣宗。
西安大雁塔除了佛道二教外，当时还有***教、景教、拜火教与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但社会影响力较小。唐代对外来宗教相对宽容，期间多有外来教士传授教法，其中以***教和景教为最大。***教是唐的敌国大食的国教，称作“大食法”。651年，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沙德作为使节两次出使中国，得到高宗接见以及传教的准许，在广州筑建怀圣寺。以后的两个多世纪，***教随着西域商人沿途陆海两条丝路入唐，在中国发展壮大。景教通过同一个路线传入中国，因被误认是大秦国（拜占庭帝国）的国教，所以称作“大秦景教”。638年为唐朝所认可并得到政府资助在长安兴建大秦寺，并立下石碑。然而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举废佛，因此景教也同时被禁，此后几乎在中国绝迹。
摩尼教为西元三世纪起源于波斯，安史乱后，回纥势力大，摩尼教凭着回纥的庇荫下在中国传教，不过后来受会昌灭法影响，摩尼教势力遭受沉重打击不过并未断绝，该教信徒到了政治控制力较弱的南方并渐与其他宗教相结合，在今天的福建建立传教据点，流传到东南浙、闽沿海地区，从此转为民间秘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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