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 年，在龙国近代史上是浓墨重彩又充满矛盾与挣扎的一年，这一年，华夏大地深陷时代漩涡，于战火纷飞、思潮碰撞、社会变革的浪潮中艰难求存，各方势力此消彼长，新旧观念激烈交锋，一幅波澜壮阔又伤痕累累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
在政治舞台上，这一年堪称乱象丛生、动荡不休。
年初，袁世凯的称帝闹剧正酣，这位曾被寄予共和希望的军阀，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妄图复辟帝制，改元 “洪宪”，做起了中华帝国的皇帝梦。
袁氏的倒行逆施瞬间点燃了全国上下的怒火，护国运动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
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在云南振臂一呼，宣布独立，组建护国军，挥师北上讨袁，各地纷纷响应。
西南边陲成为反抗帝制的先锋阵地，护国军以简陋的装备、高昂的斗志，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川滇黔等地鏖战。
他们为了民主共和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民众受此鼓舞，抵制帝制之声此起彼伏，民心所向清晰可见。
袁世凯的称帝行径不仅使他众叛亲离，昔日北洋系内部也出现分裂，段祺瑞、冯国璋等心腹将领对复辟之举多有不满，或明或暗地掣肘，北洋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统治根基动摇。
北洋政府内部混乱不堪，南方革命力量虽在护国运动中展现坚韧，却也面临重重困境。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持续在各地发动起义，试图从根本上推翻袁世凯统治，重建真正的共和秩序，但因力量分散、缺乏稳固根基，起义常遭北洋军残酷镇压，革命之路布满荆棘。
而一些地方军阀势力则趁乱扩张地盘，打着护国旗号，实则为自身利益争权夺利。
四川境内各派系混战不休，滇军、黔军、川军时而联合，时而争斗，百姓苦不堪言，大好河山沦为军阀混战的修罗场，政令不通、民生凋敝成为常态。
经济领域，华夏大地满目疮痍。连年的战乱使本就脆弱的民族工业遭受重创，传统手工业在洋货倾销与战火冲击下奄奄一息。
沿海城市的工厂，常因军阀混战导致原料供应中断、产品运输受阻，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工人失业潮汹涌。
以纺织业为例，洋布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低关税优势，充斥国内市场，本土纺织厂在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又内外交困的境地下，艰难挣扎求生。
农村经济更是衰败至极点，土地兼并严重，地主豪绅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农民不仅要承受繁重赋税，还时常遭受兵匪劫掠。
各地水旱灾害频繁，1916 年河南等地爆发大饥荒，饿殍遍野，而军阀忙于争战，无暇顾及救灾，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社会底层民众生活陷入绝境，国家经济几近崩溃边缘。
社会层面，新旧思潮的碰撞达到白热化。
一方面，封建礼教的残余仍根深蒂固，在广大内陆农村，包办婚姻、缠足等陋习依旧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与身体，宗法制度下的家族长辈掌控着基层话语权，对新思想、新事物充满抵触。
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众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向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发起猛烈冲击。
白话文运动让文学走向大众，新文学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以犀利笔锋剖析社会病苦、揭露人性丑恶，唤醒无数青年对自由平等的追求；
各地新式学堂不断涌现，男女同校等新教育模式逐渐推广，为培养新时代人才提供土壤。
青年学生群体受新文化熏陶，思想日益觉醒，他们组织社团、讨论国事，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在街头巷尾宣传新思想，为沉闷的社会注入活力，也为后续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埋下伏笔。
国际上，列强环伺，对龙国虎视眈眈。
一战正处于胶着阶段，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但日本却借机加紧对龙国的侵略。
它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筹码，妄图攫取更多在华利益，提出 “二十一条” 等丧权辱国的要求，妄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控制龙国。
袁世凯政府为求称帝支持，一度妥协，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激发各界强烈爱国义愤，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