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洛阳的昭成寺，在四十年间买卖兼并土地近一万八千亩；江南东道的天童寺有田一万三千余亩，跨三都五县，坐拥三十六所庄园；山南东道的长白山醴泉寺亦有十五座规模浩大的瑰丽庄园。
佛门吞并土地形势之恶劣，甚至达到了“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的局面。
听着杜甫的陈词，李令月美眸中逐渐凝聚出一道寒光，冷声道：
“昔年母后在位时，时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狄仁杰就曾上疏提及佛寺伽蓝之危害，言道：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不少。”
“若只是收敛钱财土地，尚可原谅一二，然佛寺不遵帝王旨意、朝廷之令，视我大唐律法于无物，公然为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实乃万恶不赦之罪！”
群臣听得女皇掷地有声的斥责之音，人人心中都泛起一道寒意。
陛下这是要对佛门，动手了……
在阶下的杜甫也面露喜色，连忙乘胜追击道：
“陛下，如今佛寺、僧尼数量远远超过道观和道士，佛门更是有违我唐律六典律令之事更是不计其数，臣请陛下传旨，令各地衙门捉拿违律僧尼，并派出观察使巡察各地官署，如有敢与佛门暗中勾结之官吏，当就地擒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唐律早有规定：天下寺观田，宜准法据僧尼、道士合给数外，一切管收，给贫下欠田丁。其寺观常住田，听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以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
不仅限制了僧尼道士这些出家人授田的数目，唐律更是有“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的处罚法令。
但尽管朝廷明令禁止过度占田，土地的诱惑还是过于巨大，总会有人会铤而走险。
况且这些条例看似严格，但其中可操作的空间还是很大，尤其是玄宗一朝后期，从中枢到地方无不是贪财豪奢之官员，哪里能够在佛寺的糖衣炮弹攻势下坚守公道呢？
无论是布施——即向寺院捐赠福田，还是寄名躲避税赋、强行买卖等方式，佛寺都能轻松地掌控大量的良田。
而田地都被僧尼们拿去了，百姓们就不得不投身去往佛门做佃户，久而久之甚至成为佛门的隐户，世世代代为为寺院耕耘劳作，对帝国危害甚大。
这时，群臣中走出一人，对杜甫方才的话产生了质疑。
“杜尚书称佛寺、僧尼远超道观、道士，有何凭据么？”
杜甫回首定睛一看，原来是户部侍郎王维。
王维也算是苏鹤的旧相识了，两人曾在长安郊外联手抵御过西明寺神泰，后来女皇登基，他也结束了在各地的游历，受邀来到长安，担任了户部侍郎之职。
王维自小研习佛法，对佛门颇有好感，因此在听得女皇和杜甫有意对佛寺下手，便出列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对于他人的质疑，杜甫显然早有准备，他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份百官志的记载，并当众宣读了起来：
“天宝二年，计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官九百八十八；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万五百七十六。”
“王侍郎，仅六年前，佛寺就比道观多出三千七百多座，僧尼更是比道士多了足足十二万四千余人，而一年前崇玄署更是裁撤各地道宫，差距只会更加悬殊，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么？”
历史上，高宗皇帝在位时期，大唐僧尼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六万，玄宗朝时更是多达十三万人，而到武宗灭佛时期，僧尼的数量则是达到了恐怖的二十七万人。
这还不包括不为官府所承认的僧人与尼姑，若二者相加，总数在七十万以上。
见杜甫所言有凭有据，王维虽心里对佛门颇有好感，但其为人也是忠直之士，便躬身退下，不再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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