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杨廷璋是君子坦荡荡，从他在接到征召诏书的当天就“单车就道”可以看出，他没有异志，且对朝廷唯命是从，是个乖宝宝。
反观赵匡胤，先是派荆罕儒提刀握枪地监视，继而征召杨廷璋入觐。想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荆罕儒在他身边的时候，征他入觐？显然，如果赵匡胤与荆罕儒之间没有密约的话，那也是君臣间的默契，倘若杨廷璋稍有迟疑推脱，那么荆罕儒将会采取有力行动，为朝廷铲除不安定因素。
也就是说，赵匡胤对杨廷璋也是没有足够的信心的。
潞州李筠被平定后，地方藩镇势力明显乖多了，来自地方上的威胁明显少了许多，为赵匡胤日后的持续削藩，以至彻底铲除藩镇割据毒瘤奠定了基础。
2，趁热打铁
在“泽、潞战争”结束后，在赵普的指点下，赵匡胤继续“削藩”。赵匡胤下诏，殿前司、侍卫司要全面检阅本部将士，骁勇者升为“上军”，命诸州把士兵送到京师，以供中央选拔；将体格健壮的士兵挑选出来，送到地方进行强化训练，一旦练成，就送回中央禁军。
如此一来，天下精锐尽在中央禁军（由是犷悍之士皆隶禁籍矣）。
随后，赵匡胤又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更戍法。让中央禁军轮换入驻地方。频繁的调动不仅锻炼了部队，更重要的是达到了一种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效果，使得地方部队不再是藩镇军阀的私人武装，最大程度地限制了藩镇割据的出现。
利用“泽、潞战争”封赏的机会，赵匡胤颁布了大规模的移镇诏令。
其中，杨承信（杨光远之子）移镇河中。有人进献谗言，说杨承信密谋造反。赵匡胤便派心腹去河中以赐给杨承信生日礼物为由，近距离侦查。经查验，杨承信并无谋反之意。
陕州保义军节度使袁彦，也遭人告发，说他“闻帝自立，日夜缮甲治兵”。赵匡胤派心腹潘美前往陕州做监军。潘美到达后，口宣皇帝谕旨，让他入朝觐见，袁彦立刻单车就道，乖乖入朝。
赵匡胤对袁彦很满意，对潘美更是满意，说“潘美不杀袁彦，成吾志矣”，这句话同样殊堪玩味，赵匡胤是否对潘美下了什么密令？为什么潜意识里会认为潘美要杀袁彦？细思极恐。
河中杨承信、陕州袁彦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三个道理：赵匡胤确实缺乏自信；地方藩镇密布中央眼线；地方藩镇势力轻易不敢有非分之想。
总之，大宋的中央集权在“泽、潞战争”后，获得了极大的巩固，赵匡胤也逐渐自信起来。
二，北汉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北汉给了我们似曾相识的温馨感觉。
刘崇趁柴荣新登基，勾结契丹，挑起“高平之战”，被打得是王八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
有其父必有其子，刘承钧趁赵匡胤新登基，同样是勾结了契丹，战场同样是潞州一带，结局同样是屁滚尿流。
赵匡胤充分吸取了柴荣在“高平之战”中的经验教训，在平定泽、潞之后，主力部队就此班师，没有乘胜逼近太原，而只是留地方武装反野。
比如府州折德扆，这只西北孤狼持续对北汉骚扰、牵制；
比如新上任的潞州西昭义节度使李继勋，更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偷袭北汉境内的平遥县，对平遥县进行了系统性破坏，好一通打砸抢烧；
再比如刚刚提到的荆罕儒。晋州杨廷璋移镇后，荆罕儒率领晋州兵彻底放飞了自我，去北汉境内偷野成为他们的日常。
荆罕儒恃勇轻敌，时常深入北汉腹地，打砸抢烧，虏获甚多，而北汉军队则畏惧荆罕儒之骁勇，总是紧闭城门，不敢迎战。于是荆罕儒的步子越迈越大，把触角伸到了汾州，烧毁汾州草市，然后缓缓退去，这一次，北汉不惯着他了，派遣大将郝贵超率领万余大军追杀。
次日黎明，郝贵超追上荆罕儒。荆罕儒派都监阎彦分兵抵御，很快，阎彦因寡不敌众而败退。
荆罕儒正坐在马扎上吃羊腿，听说阎彦败退，立刻飞身上马，率军径直冲向敌阵。北汉兵相聚在一起，用长枪大戈攒成枪阵，围而戳之。即使这样，荆罕儒仍然手刃十几人，才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
北汉刘承钧对荆罕儒非常敬畏，很想活捉荆罕儒，让他转而为自己效力，早有“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之训诫，听说荆罕儒被击毙后，大怒不已，找出了击杀荆罕儒的士兵，下令处死。
荆罕儒牺牲的消息传回汴州，赵匡胤同样痛惜不已，照例提拔了他的儿子做官，然后将阎彦等“不效力者”贬官，又将其29名部将斩首。
总之，“泽、潞战争”后，北汉就沦为了大宋的提款机。
除此之外，在战争中，北汉损失了两位高级官员——宰相卫融、宣徽使卢赞，这种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刘承钧也亲口承认这是北汉的最大战损。
然而刘承钧却说自己“幸全师以归”，这就罔顾事实了，在泽州外围的遭遇战中，北汉士兵仅投降的就有数千人，而宋军为了赶时间，对这些降兵采取了最简单有效的处理办法——杀。
刘承钧说自己“幸全师以归”如果不是为了烘托后半句“但恨失卫融、卢赞耳”的话，那就太没心没肺了。
沦为中原提款机、偷野打卡圣地后的北汉，连自救都困难，不得不向契丹爸爸求援，契丹派大将萧思温等入援协防。在契丹爸爸的大力帮扶下，北汉勉强苟延残喘，至于国际威望、政治地位啥的就不用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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