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而诉讼双方各执一词，都言之凿凿、对天赌咒发誓。显然，是有一方说了谎。难题摆在石敬瑭面前，如何判断谁说了谎。
石敬瑭冷冷一笑，“这还不简单？把那匹马杀了，剖肚刮肠，如果里面有粟，就杀士兵；如果没有，就杀泼妇。”
于是当堂把战马宰杀，在众人的见证下，马的肠子里没有一粒粟。随后，告状的农妇便被斩立决。
此案一出，“境内肃然，莫敢以欺事言者。”河东地区再也没有敢讹人的了。
石敬瑭无论是坐镇河东，还是坐镇镇州，都是这种行事作风，非常注重百姓的教化，尤其是“孝”。据记载，凡是父母健在而诸逆子争割家产的，一律把逆子判死刑。
封建时期，“孝”是最高的道德行为标准，在法律中更是零容忍。比如上文提到安重荣曾断过一桩“忤逆案”，也侧面反映了古人对“孝”的重视，对父母不孝者，斩立决。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去生搬硬套，而要遵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人文环境。这才是正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素养。
在史书中，如果翻看某人的人物传记，如果开头就介绍这人非常孝敬父母，那么后面的内容连看都不用看，他一定是忠臣义士，反之，如果开头就说他对父母不孝，什么“在乡绝其供馈”，那后文也不用看，他一定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大坏蛋。
史书是惜字如金的，往往几十字或几百字就叙述完他一生的功过，所以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为什么要强调他孝敬父母，就因为这是古人的价值观体系。
同样，对于一个官员的评判，清正廉洁、勤于政事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勤于政事中，对百姓的教化又是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甚至高于清正廉洁，在对百姓的教化中，又以“孝”为最高评判标准。
所以，如果在官员的传记中，说他如何劝导百姓奉行孝道，那么后面的故事也不用看，他一定是好官。石敬瑭就是这样的官。
对于他当了皇帝之后的为政举措，我们在其登基时就已经有详叙。简言之，是善政。减税、大赦是日常工作，不计前嫌，重用李从珂时期的大臣，甚至对李从珂的嫡系亲信“查寝六人组”也网开一面。
石敬瑭对于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将外族势力深入引进到中原汉地，使得契丹对中原施加的影响空前提高，加剧了中原地区的混乱局面。契丹人的强势介入，极大地冲击着中原人的信仰，摧残着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和民族自豪感，使得那一代人陷入到了信仰危急中，精神支柱摇摇欲坠，人们在困惑和恐惧中发出灵魂拷问：“谁主中原？”
索性契丹人的文明进程不如中原，没有诞生更为先进的理念，没有进化出具有革命性的思想或者制度。我们可以试着与近代做个对比，假如那时候的契丹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或者吹起了布尔什维克的春风——只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契丹人的文明程度比中原人先进，军事力量作为文化力量、思想武器的后盾，那么彼时的中原真的有可能亡国灭种，“五代十国”将止步于第三代，而华夏大地将统一在一个叫“辽”的王朝中。
这种意淫不是毫无意义，而是为了说明石敬瑭引狼入室的行为，为中原文明带来的巨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