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十臣】
随着张格的倒台失势，庾传素重新抬头，重新拜相。只是经过这一轮洗牌，前蜀的宰相已经成了摆设，掌握帝国实权的是王宗弼和宦官宋光嗣。
王宗衍从不过问国家大事，很乐意地把国家实权交给王宗弼和宋光嗣，于是“国由是衰”，距他登基仅仅过去了两个月。
面对“养子帮”手握重兵，王宗衍毫不在意，甚至倾向于“亲王典兵”，非常乐意让自己的哥哥们掌握兵权。
诸亲王中，唯有彭王王宗鼎（王建亲儿子）保持了一颗清醒的头脑，他对“十六宅惨案”和“九曲池惨案”记忆犹新，他对诸兄弟们说道：“亲王典兵，历来是招灾惹祸的根本原因。如今，皇上年幼无知，臣属势力强大，难免会有挑拨离间、互相残害的事，我们当亲王的不应该手握兵权，自取嫌疑。”随后，主动交出兵权及一切权力，每日只读书、种花，陶冶情操。
王宗衍不懂父亲重用宦官的良苦用心，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在他登基两个月之后，宦官势力空前庞大，除了宋光嗣以外，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宋光葆（宋光嗣堂弟）、宋承蕴、田鲁俦等宦官，纷纷出任禁军将领，手握兵权，且都干预朝政。
这些宦官无一例外地骄横贪暴，成为前蜀朝廷内部的顽疾。
为了进一步提升宦官的社会地位，王宗衍下令在大慈寺为唐朝宦官高力士等人塑像纪念，负责塑像的是蜀地着名美术家宋艺，他最擅长人物肖像画，曾奉命画唐朝历代皇帝御容。
王建北讨凤翔、南平南诏之后，建扶天阁，为功臣绘像，在前蜀，“绘像扶天阁”的荣耀相当于唐朝的“绘像凌烟阁”。王建给功臣绘像，王宗衍给权阉塑像。高低立见。
面对宦官势力的崛起，元老级谋士周庠（最早为王建规划割据蜀地称雄，帮助王建脱离杨守亮、攻取阆州革命根据地、入主西川），苦口婆心，劝王宗衍不要纵容宦官，一定要吸取唐朝灭亡的前车之鉴。而王宗衍对此置若罔闻。
随着宦官势力的崛起和“外臣”势力（王宗弼）的强势介入，王建苦心经营的“文官路线”彻底失败，文官们要么噤若寒蝉，要么转而舔菊宦官，其情形与昭宗末期竟然出奇地相似。历史故事不会重演，但历史规律一再循环。
宦官集团为了能与王宗弼和平相处、共同分割蛋糕，宋光嗣主动把“判六军诸卫事”的官职转让给了王宗弼。从此，两大政治集团狼狈为奸。
林罕《十臣在》中点名道姓地指出了当时最被诟病的十大奸臣，这十人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接下来将选取一些典型事例，有的已经体现在了《十臣在》中，有些则可作为补充：
1，王承休，宦官，以奸佞得王宗衍宠信，用“美人计”骗得秦州天雄节度使一职，开创了宦官出任节度使的先例，在诸军中挑选了一万两千骁勇善战之精锐，编为左、右龙武军，用作自己的私人武装。“旧将无不人人愤耻”。
2，宋光嗣，宦官，“为人通敏有心计”，最初侍奉普慈公主，随普慈公主下嫁李继崇，后又随公主回成都。王建临死时，要用非从龙功臣来打压许州嫡系，“思择人而未得，乃以光嗣为枢密使”，王建没物色到合适人选，迫不得已才提拔了宋光嗣。
3，王宗弼，王建养子，“养子帮”带头大哥，功勋显着。王建去世后，权势熏天的王宗弼贪污受贿、假公济私，导致上下皆怨。
4，韩昭，“性便佞，善窥迎人意”，当王宗衍“北巡”时，韩昭奏请售卖通、渠、巴、集等数州刺史之职，以供北巡之费用，王宗衍批准。之后与王承休、安重霸内外勾结，鼓动王宗衍驾幸秦州，还对劝谏的蒲禹卿发出死亡威胁。
韩昭因宠累官至礼部尚书兼成都府尹，他才疏学浅，“粗有文章”，竟然还能进入翰林院，文思殿大学士、翰林承旨，半文盲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显然，他也如顾在询一样，需要由林罕等枪手帮忙代笔，混个翰林学士的头衔，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韩昭有个两个外号，“折袜线”、“僧剃发”，意思是他的学问“无有寸长”。
在同光元年（923）10月，韩昭以吏部侍郎判三铨，负责各级官员的选用、考核政绩等工作。不出意外，韩昭广受贿赂，徇私枉法，动作太大、吃相太难看，以至于引发了集体上访。
这些上访者全是有文化、有知识、有气节的国家正式公务员，因此还做了一首诗，讽刺韩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