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汉军西攻波斯为借口，蒋敬已经做好了各种计划，打算以户部的名义发行“波斯券”。
朝廷通过在天下各城池开设皇家钱庄的方式，确定了公贷的利率，但民间的私人高利贷仍旧是存在的，所以这一次的“波斯券”国债，利率大致与钱庄存钱利息持平，以西政波斯战事结束为限期。
简单来说，朝廷通过发行国债，从民间借款，与征波斯战事军费相抵，然后以战争收益作为回报，最多两年就百姓们就可以收回本金与利息。
当坐在皇帝这个位子上以后，随着对前宋的诸多政策、事务了解得越多，王伦就越发觉得惋惜，因为前宋发达的市民经济，后世许多所谓新事物，在这个时代都已经出现了雏形。
不管是银行还是国债，甚至战争债券，前宋都已经出现而且有了体系化、规范化的倾向。
这也让王伦愈发觉得赵佶是个废物，实际上赵佶在位期间的许多政策和手段，也都是为了集中中央权力、整顿国家财政税收情况的，单看他的诸多诏令，是很有前瞻性的。
甚至可以说，从理论上赵佶是个很有手腕和政治能力的皇帝，但可惜的是，他总能够将好事变为坏事。
就好比赵佶大兴花石纲，从江南富户掠夺了大量财富，这是对有钱阶层的打压，本来就是中央政府的常用手段，但赵佶却将这些财富拿来自己享用、任由一群贪官上下其手了。
所以王伦上台后的诸多政策，其实就是对赵佶时代政策的修正和继承，但王伦没有将这些财富拿来自己享用，而是投入到军队、基础建设方面，加强了监督监管的力度和手段，也最大程度缓解了民间的抵触与反抗情绪。
就好比同样是对东南士族、富户的打压，朝廷在东南数行省大肆修路、修桥、修港口，富户们被朝廷“掠夺”的钱财，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得到了所有人的受益，这就让东南富户们觉得，自己的付出起码有了肉眼可见的回报。
而且新朝的态度，不再视他们为圈养的猪羊，朝廷也愿意与他们对话，尽力在权力与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本朝与前宋的最大区别，其实就体现在了朝廷对于东南的态度。
北方由于异族的存在，可以说江南就是最大的汉人聚集地，是任何一个汉人王朝的统治核心。
前宋的态度是，反正江南都是汉人，都是自己人，而且经济发达，那么就该承担起最主要的财富转移支付的责任，但是前宋却没有做到表面上的权责一致。
东南承担了前宋将近40%的财赋上缴，但朝廷高官出身江南的人数却极少，这一点王伦做的就更好，本朝主管财赋的官署衙门之中，江浙户籍的官员也不算多，但王伦却放开了一些潜规则，允许东南参与到海外贸易和掠夺的更大份额当中。
朝廷从东南拿走了大量的赋税转移到相对落后的行省，同时也在更多的商贸行为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补偿。
就好比前宋时，东南赚了一百文钱，朝廷拿走四十文，还想要多拿走十文，还不许东南百姓反对。到了本朝，朝廷同样拿走四十文，但是却给东南找了多赚二十文钱的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