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王伦觉得儒家发展到了前宋，将道德的评判标准抬得太高，关键是道德评价太虚无缥缈了，无法量化。
就好比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地方官员举孝廉，孝顺是出于内心，还是为了寻求上升之阶的表演？廉洁的标准在哪里？
《晋书》里一大堆影帝一般的孝子表演，难道不就是因为道德无法量化，所以使得士子们开始疯狂了起来么？
所以宋儒已经演变为半道德半绩效的评价体系，甚至道德高于绩效，王伦这个皇帝，在民间声望颇高，在儒生群体中的评价却极低，就是因为儒生们认为，哪怕王伦这个皇帝再爱护百姓，皇帝该做的绩效做得再漂亮，他得位就是不正，道德就是不行！
假如新汉建立时，哪怕王伦先扶持了赵佶的某个儿子为帝，然后受禅，严格遵循儒家那一套，儒生们也会欣喜若狂的。
可惜王伦偏偏不肯走这么一套流程。
所以说，皇帝是打算对儒家动手，还让我来帮忙对付么？王重阳是真的吓坏了，这可不是对付某一两个官吏，或者对付某一个群体，而是要与天下读书人作对啊！
但好在王伦仅仅是例举了儒家思想逻辑行为上的不足，他期望王重阳这位学贯儒道的学霸，协助补充儒家的这些不足之处，改进儒家的毛病。
更直白地说，王伦希望儒家能够更绩效化一些，这样“华夏赢学”也就更加绩效化，同时吸纳婆罗门赢学那种毫无理由的自信，从而全面压制婆罗门赢学，乃至后世可能出现的日耳曼赢学。
王伦习惯于用实力说话，若是在华夏文化影响的东亚，绩效学是可行的，我武力征服了你，思想同化了你，那么我就是你爹。
但这种方式对于印度人显然是不可行的，哪怕汉人能够对印度人一直赢下去，印度人也是不会承认的。
更为关键地，是受绿教乃至基督教影响的地区，哪怕汉人完成了全面征服，也很难获得对方的认可。
中原王朝肯定不会接纳绿教或者基督教，也不可能变为一个宗教国家和文明，这就使得华夏在其余蛮夷眼中永远是处于一个异教徒的邪恶身份，注定了要被排斥。
所以王伦需要一个新的“华夏赢学”，这样才能够从对方的思维模式下，使华夏立于更高点，从而建立起长期并且有效的全面优势。
聪明的王重阳很快就领悟了皇帝陛下的想法，他也长舒了一口气，若是皇帝让他对付儒家，他可实在没这个本事！
于是王重阳开始认真研究起了他此前一直瞧不上的各种宗教，试图从中找寻到对付蛮夷的思想武器。
他觉得皇帝陛下有一句话说得对：“思想上的征服远胜于武力上的征服，但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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