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飞封狼居胥的消息，刚刚从漠北快马送至东京城，王伦还没来得及将这个消息传遍天下时，坐镇长安府的朱武又抽调了数万民夫，送到了灵州方向。
战争的开支从来都是巨大的，王伦在称帝后，对前宋财政收入进行了大改革，新汉的赋税结构，大体上就分为田赋与商税。
由于推行了均田令，朝廷将天下土地、山林水泽收归国有，并将使用权均分给百姓，所以新汉每年要征收两次田赋，也就是夏税与秋税的“两税”。
前宋的夏税，是要求百姓们将税收折算为布帛、钱币进行征缴，而秋税则以粮食实物税为主。
王伦强行推动并规定了粮食的最低收购、售卖价格，防止“谷贱伤农”，故而两税仍旧以实物税为主，百姓们也可以选择用布帛、钱币抵税，即给予了民间一定的自由度。
前宋推行盐铁茶酒的专卖，王伦仍旧延续了专卖制度，将其纳入到商税之中，于是商税也包含了过路费、商品税以及市舶司营收。
这样新朝的田赋，就将人头税分摊到土地上，变相地实现了“摊丁入亩”，王伦的目的是最终废除人头税，至于百姓应该出的免费徭役，新朝也延续了王安石变法的制度，允许百姓出“免役钱”，而且这个“免役钱”与财产统计是绑定的。
即百姓家产在一定规模以上，达到中等以上之家，若不想出徭役，那么免役钱是按照比例增加的，大富之家若要免役，出的钱就更多。
商税方面的专卖，除了盐业、铁业之外，王伦是通过官办、半官半民、民办多种方式，允许民间参与其中。
这个过程中免不了出现腐败，所以新朝对监督、监管十分严格，每年王伦都会随机指派监察院的御史们巡视某片地区，而且巡视区域并不固定，吏治十分严格。
从洪武二年开始，每年被御史们审查、举报而抄家、流放甚至问斩的官吏，就多达数百人，在灭金之战结束后，这一数字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因此洪武八年的岁入，超过了前宋仁宗皇佑元年的顶峰，若以征收到的粮食、布匹、杂物等折算为货币，已经达到了一亿两千三百万贯。
但是其中实物占据了大约六成，商税也超过了一半。
在王伦入主东京城、接手朝廷事务后，他大概明白了赵佶为何要那么干脆地投降了，因为朝廷账面上有两千万贯的赤字，户部国库存银仅剩不到四十万两。
若按照前宋纸面上的支出，赵佶在位期间，皇室用度从三百余万贯快速飙升到了一千余万贯，为了挥霍，赵佶滥发交子纸币，几乎要将交子搞得再无任何信用可言。
所以王伦刚称帝时，觉得自己将皇室用度削减到十分之一总可以了吧，然后他就发现，即使削减到十分之一，皇室每年仍旧要消耗至少四百万贯的财物。
这其中宫女、太监的俸禄、赏赐、用度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贪污问题，也没有被朝廷详细统计在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