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汉与前宋一样，自开国以来，天下各处自然灾害不断，但王伦提高了行政效率，朝廷不会因地方官员治理期间出现灾害而考评降低，要求一旦出现灾害，各地官员必须第一时间上报，从而快速进行抢救。
为此朝廷特意制定了灾害预警与应对制度，这就让地方官员们“在其位、谋其职”，有了敢于任事的决心。
如今各行省吏员考试已成定制，但民间百姓们仍旧习惯性地将在京诸衙门的招聘考试称为“科举”，除了一些特殊的衙门岗位需要专业要求外，官吏的选拔，仍旧以考试的形式进行，被录取者也要入诸部寺实习学习，然后再分配到各个衙门当中。
这就意味着新朝的小吏群体也彻底被纳入到官吏升降体系当中，小吏群体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按照品级发放俸禄，所以与前宋相比，本朝的官吏规模变得更加庞大了。
但朝廷不再荫官，不再设寄禄官，“冗官冗员”现象已经大幅度被削弱，更别提王伦从立国之初就不断改革的“冗兵”问题了。
本朝的小吏有了稳定的俸禄，有了可以上升为官的通道，再不似前宋那般没有工资，只能靠勒索百姓生活，吏治也大为改善。
王伦很清楚，吏治的清明，靠得不是官吏自身的道德修养，而是朝廷坚持的监察制度，监察院的御史们会不定期地派往各地巡视，度支司也承担了一部分查账的监管权力，加上仪鸾司的对内监督、朱贵等以户部官员身份为掩护的深入基层，再加上王伦在山东、河北推行的乡议局制度，监督权也被下放了一部分至民间。
靠着强有力的、多线的监督监管，一批能任事、积极进取的官员也从基层不断被提拔了起来，这让许多民间百姓们第一次意识到，朝廷和官府是真的在服务于这天下的大多数人。
新朝的御史，王伦有一个挑选用人的标准，那就是“性刚直”，直白一点，就是一根筋、极其坚持原则。
甚至可以说，新汉的官场风气，就是靠着这些不畏强权、不计私利的御史们给扭转过来的。
通过对官场吏治的整顿，天下的许多事务也走上了正轨，但对于王伦而言，他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将常平仓制度彻底铺开。
新朝硬性规定了粮食的最低收购价，很大程度地避免了“谷贱伤农”，也就稳定了新朝人口最为庞大的农民，如今各府各县都修建了常平仓，朝廷便可以通过储备的粮食，完成调度、赈灾等工作。
负责巡视、检查各地常平仓的“巡粮御史”们，自开国以来，已经发现、惩处贪污官吏数百人。
这是王伦当皇帝久了之后，发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历朝历代的土地平均亩产或许不高，但总产量本是可以满足中原百姓生存的。
但为什么一逢荒年、灾年、人祸，就有大量百姓挨饿呢？
根本原因在于，粮食作为硬通货，被掌握在了少量的大地主手中，而且由于交通不便利、朝廷反应不及时，导致了粮食调运的不均衡。
所以王伦将李俊放在岭南坐镇，除了打击海盗、维护海上商路之外，李俊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从东南亚大量购入粮食，主要是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