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禁止对高丽贸易书籍，却不是他拍脑袋突发奇想，这个政策是苏轼大学士提出来的。
因为高丽甚至辽国、西夏使臣来到大宋后，往往以“仰慕天朝文化”的名义，求购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等方面的书籍。
这些书籍难免会泄露一些大宋朝的机密，故而大宋朝也出台了严格的保密制度，但是吧，皇帝为了笼络高丽，就将许多本该属于机密的书籍售卖了出去。
高丽转手就卖给辽国，干起了二道贩子，毕竟宋辽都是大国，已经推行了一千多年“事大主义”的高丽，是万万不敢得罪抬腿就能杀来的辽国的。
苏轼曾任职杭州，和高丽人打过交道，非常清楚高丽人是个什么德行，故而三次上疏，要求禁止向高丽出售书籍。
只可惜许多官员批评苏轼小题大做、过于谨慎、思想保守，但王伦听说了苏轼这些过往时，却觉得这位大文豪果然是有眼光的。
唐太宗时的名臣房玄龄曾说：“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王伦在登州为了与高丽贸易，收集了大量的情报，只觉得房玄龄这句评价实在太贴切中肯了。
“蛮夷之人，畏威而不怀德”，古来的智者早就提醒过后人，但大宋朝依旧会犯很多错误，优待夷狄，是高等文明面对低级文明时往往容易犯的错。
在王伦看来，这个锅还真得儒家来背。儒家思想在长时期内过于领先，导致中原王朝很容易形成对周边的文化优势。
而儒家又提倡教化，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中原的皇帝在理论上拥有目光所及的所有土地上民众百姓的管理和教化之责。
即儒家心目中理想的大同世界，是需要所有受统治的民众都满足一个较高的道德标准的，在同一个道德体系下，整个世界的运行才会变得有规律起来。
这么理想化的追求，显然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儒家就退而求其次，先要求皇帝和统治阶级们提高道德，然后教化民众。
然而这个要求标准也太高，所以儒家就开始变得保守起来，先追求核心统治区域的道德教化，保守到最后，就从积极的汉儒，变成了极度内敛的宋儒，儒学也就变成了理学。
这是一种政治道德学说，为了适应现实，不断自我调整和修正的一个过程。
所以王伦并不想因此就全盘否认儒家或者理学，他觉得就得学昂撒人那一套，既然你不肯接受教化，那我就从物理意义上消灭你们，通过移民占据并消化你的土地，最终实现华夏化。
对于高丽，王伦的打算就是这样，因为他实在不想后世再出现韩国这样一个恶心的国家，半岛对于东北亚、倭国日本的地理位置意义重大，不可能再交给一群恶心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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