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孝民安慰道：“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会安排人，钱先生如果有可靠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去接。”
钱民新投敌的情报，当天下午就传到了上海区，齐兵马上让电台发报，抢在特工总部前面，尽力通知那些人转移。
然而，南京区的动作更快，他们派到上海的人，拿到通讯录后，一个电话就打到了马英良那里，将最重要的情报传了过去。
幸好，通讯录里只记了最重要的信息，比如说马元放、李达三、黄征夫等人，但南京区的人员，却还没有暴露。
等重庆转过来的情报发到南京时，南京区书计魏颂平看到电报，惊得目瞪口呆。昨天还在问起南京谁去了上海，今天就抓到了人。最让他吃惊的是，钱民新竟然投敌了，他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也被敌人搜去。
魏颂平经常与钱民新在一起，他知道通讯录上的内容。作了马元放和李达三、黄征夫之外，还有两个打入汪伪，并且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黄逸光和邵明贤。
黄逸光是一位华侨出身的爱国青年，原籍广东省赤溪县，自幼即侨居于墨西哥。由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就算是在墨西哥这个饱受美国欺凌和内乱的国家，中国“东亚病夫”的恶名也不胫而走。
黄逸光深以为耻，因此他自小就锻炼身体，同时在当地的学校努力学习。在墨西哥的国立师范大学后，他认为当时兴起不久的航空业是一个强国的途径，于是又在当地的航空学校就学，希望自己能够学成报效祖国。
1935年，为了增加自己的经历和见闻，黄逸光和好友开始了环球旅行。在旅行至法国巴黎时，和当时在法国的汪即卿相识。
1937年抗战爆发，黄逸光毅然回国。先去了汉口，在那里，他和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即卿再度会面，汪不仅写了介绍信让他参加空军，还请他在私人寓所住下，意图拉拢
1940年3月，汪即卿还都后，开始了对黄逸光这位他眼中的故交的诱降。黄逸光不为所动，并将此时汇报了上级。这时，戴笠得知这个消息后觉得是个刺杀汪精卫的好机会，于是，空军方面顺水推舟将黄逸光调至军统，准备利用黄逸光和汪即卿的关系伺机刺杀汪精卫。
于是，黄逸光按照指示，假意投靠汪伪前往南京，并住在中央饭店的304号房间。被伪政府委以伪教育部专员及伪中央宣传部编审等职，由于与汪精卫的接触机会不多，因而一时难以下手。
黄逸光徒手打死过老虎，是知名的大力士，他的暗杀手法是准备在汪即卿单独接见时，徒手将汪掐死。
可惜，到南京后，汪即卿一直没空接见他，否则中国这个最大的汉奸就会死在他上。
然而，黄逸光还没动手就已经暴露，他必须通知黄逸光迅速撤离。
除了黄逸光，还有邵明贤，他是浙江分水县百新乡人。早年在家乡教书，后毕业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曾任国民党分水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瑞安、嵊县公安局长。1930年后，先后任江苏省江宁县警察局局长、贵州省紫云县县长。
邵明贤任江宁县警察局长时，当时的江宁县是首都南京的“模范县”，县长就是后来在汪伪政权的首要份子梅秘书长。
正因为邵明贤与梅之间有这么一层渊源，所以在梅投伪之初，就特地写信邀请正在贵阳办理警察训练的邵明贤前往“襄助”，参加“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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