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末次冰期气候条件的逐渐恶化，曾经兴盛一时的格拉维特文化也趋于消亡。这一时期的欧洲鲜有人类遗存出现，说明人类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人口规模和范围都收缩到了非常有限的区域内，主要集中在欧洲南部的半岛地区。反映到人口统计学上，便是古欧洲人群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瓶颈期，在瓶颈期内，由于基因漂变的作用，古欧洲人群的父系与母系的遗传标记各类型的比例结构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年前属于梭鲁特--马格德林文化时期。在末次冰期最盛期结束后，一度龟缩于欧洲南部沉寂的人类族群又再次繁荣起来，从欧洲的西南部和东南部两个中心开始扩散，在年前到万年前先后创造了梭鲁特、马格德林、阿齐尔等文化。与之对应，包括I2-S31、C1a2a-V182、H2-P96等多个欧洲及附近地区的Y染色体父系单倍群都在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了分化。
这一时期欧洲西部的考古遗址以马格德林文化为主，这类遗址的古代DNA样本中，父系以单倍群I为主，这说明单倍群I很可能与末次冰期后兴起的马格德林文化密切相关。从全基因组分析，马格德林文化人群并非格拉维特文化人群的后代，他们反而接近于3.5万年前奥瑞纳时期的GoyetQ116-1，戈耶山洞在格拉维特时期已经被遗传上接近格拉维特的人群占据，西欧的奥瑞纳文化人群可能被迫迁徙到了南方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避难所”，在经历了漫长的末次冰期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复兴”的机会。
相对于欧洲西部的人群，从欧洲东南部扩散的人群Y染色体单倍群类型更具多样性，包括I2、C1a2、R1b等多个类型。发现于西班牙距今八千年前的LaBrana1从全基因组分析，可以看做是这一人群的后代。
自年前之后，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原来生活在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人群也逐渐开始向欧洲渗透，为欧洲人群注入了新的基因流。在此之前，欧洲的狩猎采集人群都可以看做直接来自3.7万年前进入欧洲的一个奠基人群的后代。
年前至今属于全新世时期。1.28万年前的新仙女木降温事件之后，进入了地质学上的全新世时期。全新世早期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人群逐渐掌握了农作物种植及驯养家畜的技术，相比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农耕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承载更多的人口。携带新技术的中东农夫人群不断向外扩散，距今8000年前左右，来自小亚细亚地区的移民开始出现在中欧地区，这一人群的父系以单倍群G2a为主，并伴有少量的C1a2等其他父系类型，然而相比于奥瑞纳与格拉维特时期，这时期欧洲的C1a2比例已经大大降低。由于中东地区人群所携带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更少，所以也使得现代欧洲人群的尼安德特人成分普遍低于亚洲东部地区。
从距今六千年前左右开始，来自高加索和东欧草原地区的人群多次向西涌入欧洲，持续改变了欧洲地区人群的遗传结构，大量替代了原有人群，早期人群的遗传标记不断被稀释。这一来自东欧草原的人群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原始印欧人群，他们可以看做是古北欧亚人群的后代，父系单倍群包括了R1b、R1a等类型。古代西欧狩猎采集人群、新石器时代中东农夫人群、古代北欧亚人群的后代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现代欧洲人的雏形。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Y染色体单倍群C1a2的分化与迁徙：目前已知与C1a2关系最近的支系是C1a1-M8，两者的共祖时间在4.6万年前左右。C1a1主要分布在日本列岛，其上游分支低频出现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地区。由于C1a1现存支系的共祖时间只有五千多年左右，很难判断其进入东亚地区的具体路线和时间。C1a1与C1a2虽然是现存关系最近的两个支系，但一支分布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一支分布在欧亚大陆的最西端，说明两个支系在分化之后便发生了较为急速的扩散。
人们目前还无法确定父系以C1a2为代表的人群是从什么路线进入的欧洲地区，Sungir遗址发现的古DNA样本代表了最早从C1a2中分出的支系。3.5万年前奥瑞纳文化的GoyetQ116-1则属于C1a2-V20，两个支系的共祖时间在4.5万年前左右。3万年前左右格拉维特文化的Vestonice16属于V20下游的V86，而现存的C1a2则都属于V86。
在末次冰期最盛期，V86经历了漫长的瓶颈期，直到末次冰盛期晚段的2.2万年前左右才再次分化，分化为C1a2a-V182和C1a2b-Z两个支系，这一分化的地点很可能在巴尔干半岛及小亚细亚半岛附近的地区，C1a2b向东进入西亚地区，其现代后裔发现于伊朗亚美尼亚人和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中。这说明末次冰期最盛期冰盖的扩张很可能摧毁了格拉维特文化人群在欧洲中北部的传统活动区域，他们的后代不得不收缩到更南方的地区。
末次冰期最盛期结束后，V182在1.6万年前的间冰期再次分化，1.5万年前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一个遗址中的样本暗示这里曾经是C1a2在间冰期活动的地区，他们由此向北扩散，再次进入欧洲，现代欧洲人群中的C1a2都属于V182的下游支系。
但由于来自中东其他地区的人群不断通过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半岛向欧洲扩散，C1a2在欧洲人群父系中的比例也逐渐降低，在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古DNA样本中，父系为C1a2的男性仅占5%左右。之后，随着来自东欧草原和高加索地区的人群大量涌入欧洲，C1a2在欧洲人群中的比例进一步下降，时至今日，C1a2在欧洲男性中的比例已在1%以下。这一案例也显示了遗传标记在基因漂变和人群融合作用下的剧烈变化。
借助于欧洲成熟的考古系统和古DNA检测技术，研究者逐渐理清了欧洲人群的形成过程，揭开了现代人在欧洲迁徙、分化与融合的历史。相比之下，东亚地区对于古代人群的研究和认识还较为滞后，由于古代DNA样本的缺乏，现阶段还无法确切的给出东亚人迁徙与形成的图景，只能寄希望于未来考古学与遗传学研究的持续结合，最终有一天可以书写东亚人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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